【真相网2017.1.29】中共建政后于1950年代初发动"镇反"运动。逾两百名国军高级将领在"镇反"运动中惨遭中共杀害，据不完全统计，其中至少有44名国军中将与41名国军少将都曾参加或指挥过对日抗战、会战。他们未死于日军枪炮之下，却终遭中共毒手。

惨遭中共杀害的国军抗日将领：44名中将名单

1、彭旷高（1902－1951），中将。1937年9月任第15集团军总部少将高参，后任第54军参谋长，参加淞沪会战，1938年秋任陆军通信兵学校教育处长，1939年任西南游击训练班教务处长，1943年春任第29集团军参谋长，参加常德会战；1951年9月26日遭中共杀害。

2、崔世昌（1900－1953），中将。1939年任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1942年任第14集团军中将参谋长，1944年7月任第5战区副参谋长；1953年12月7日在河北涿县被中共杀害。

3、倪弼（1894－1958），中将。1938年任第3战区军法执行监，1941年冬调任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1958年7月31日以"反革命"罪在江西赣州被中共杀害。

4、曹勖（1901－1951），中将。1938年任第98军193师副师长，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5月任第6战区鄂中游击第7纵队司令；1951年在湖北京山遭中共杀害。

5、赵世玲（1905－1949），中将。1938年任山西青年决死队第3纵队游击9团团长，1939年任山西青年决死队第3纵队197旅旅长，1940年任第2战区第2游击纵队司令，同年秋任第43军70师师长，1941年5月参加晋南会战，12月任第43军中将军长；1949年遭中共杀害。

6、周址（1890－953），中将。1938年任广东军管区司令部兵役处长，1940年任第十二集团军参谋长，1945年任陆军总司令部第十二兵站分监，在此期间，在对日军的多次会战中出力甚大；1953年遭中共杀害。

7、田西原（1900－1951），中将。1937年冬任第5战区第3路游击司令，1938年陆军大学教官，同年秋任第37军参谋长，后任第37军副军长，1939年任第15集团军参谋长，1940年秋任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高参兼干训团教官，1941年任第39集团军参谋长，1943年任军令部中将参议兼陆军大学高级教官；1951年4月27日在湖北保康遭中共杀害。

8、李强（1905－1952），中将。1939年任军政部第24补训处少将处长，1940年4月任新编第2军暂编16师师长，1941年任第29军暂编16师师长，1942年3月任第29军中将副军长，1943年任暂编第15军副军长兼镇平师管区司令；1952年4月14日在遂川遭中共杀害。

9、刘晴初（1894－1951），中将。1938年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1951年遭中共杀害。

10、潘峰（1899－1950），中将。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135旅团长、旅长。1939年改任第113师师长，第51军副军长、代军长，第五战区前方指挥部副主任。参加徐州会战、鲁南会战诸役；1950年遭中共杀害。

11、宋士台（1893－1953），中将。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战区第66军160师师长，1939年6月授陆军少将；曾参加南京保卫战、南浔战役和著名的昆仑关战役；1942年任第七战区惠阳守备区指挥官，1943年调任第七战区少将高参。宋士台参加指挥了多次在正面战场上的对日作战，其中，奉命指挥了著名的南浔战役，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饭冢国五郎及其部属官兵500多人；1953年被中共枪决。

12、武庭麟（1892－1952），中将。抗战爆发后参加忻口会战，1939年10月任第15军军长，曾参加豫中会战、豫西鄂北会战；1952年在河南洛阳遭中共杀害。

13、陈光中（1897－1949），中将。抗战爆发后参加淞沪会战；1949年在湖南邵阳遭中共杀害。

14、罗贤达（1905－1950），中将。1938年10月任第18军11师31旅62团团长，1939年3月任第18军11师31团上校团长，1940年参加枣宜会战，1941年9月任第18军11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1943年12月任第86军67师少将师长，1945年6月任第66军13师师长；1950年11月遭中共杀害。

15、戴炳南（1905－1949），中将。抗战爆发后参加娘子关抗战，1938年任第30军31师91旅181团团长，参加徐州会战，1941年4月入中央训练团受训，1943年6月任第30军30师少将副师长；1949年遭中共杀害。

16、黄镇中（1898－1950），中将。1938年4月任第3战区独立第33旅旅长，1941年秋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中将参议，旋赴中央训练团受训。1950年1月26日在江西宁都遭中共杀害。

17、徐经济（1897－1951），中将。抗战爆发后任陕西抗日义勇军第1纵队副司令，1938年6月任陕西省防空司令部少将副司令兼参谋长；1951年遭中共杀害。

18、夏炯（1897－1950），中将。抗战爆发后参加淞沪会战，1937年10月任第20军副军长，1939年1月兼任第20军133师师长，参加南昌会战、第1次长沙会战，1941年参加第2、3次长沙会战，1943年参加鄂西会战、常德会战；1950年遭中共杀害。

19、胡栋成（1901－1950），中将。黄埔军校第1期、1938年任第93军少将参谋长，1939年参加冬季攻势作战，1942年12月任第93军副军长，1944年参加桂柳会战，1945年1月兼任新编8师师长，4月任第46军副军长；1950年1月遭中共杀害。

20、柏辉章（1901－1952），中将。抗战爆发后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会战，1939年3月参加南昌会战，7月任第4军副军长兼102师师长，9月参加第1次长沙会战，1943年5月兼任赣南师管区司令，1944年调任第88军副军长；1952年遭中共杀害。

21、高倬之（1903－1952），中将。抗战爆发后参加忻口会战，1938年在绥南参加抗战，后任第35军73师参谋长，1940年3月任第23军73师少将师长，1943年12月任第34军军长；1952年12月在太原遭中共杀害。

22、黄祖埙（1900－1951），中将。抗战爆发后任第17军21师副师长，参加忻口会战，1938年11月任第27军46师师长，1939年参加冬季攻势作战，1941年参加晋南会战，1942年1月任第27军副军长，1943年4月改任第76军副军长；1951年9月在重庆遭中共杀害。

23、黄质胜（1882－1951），中将。1938年末任广西灵山县抗日自卫统率委员会主任委员，1939年11月任广东南路第3游击区司令；1951年11月12日在广西灵山遭中共杀害。

24、李楚瀛（1905－1950），中将。抗战爆发后在津浦路阻击日军，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战后升任第85军23师师长，1940年11月任第85军军长，1943年1月任第15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10月改任第31集团军副总司令，先后参加随枣、豫南、豫中会战；1950年11月14日在广东韶关遭中共杀害。

25、张卓（1891－1951），中将。1939年兼任遵义警备司令，1942年4月任第1军中将军长兼任渭潼警备司令部司令，1944年参加豫中会战，1945年1月任第29集团军副总司；1951年遭中共杀害。

26、张乃葳（1891－1950），中将。1937年8月，张率部参加淞沪会战，扼守吴淞，三万士卒伤亡殆尽，张之左耳亦因之失聪，后改任第一战区预备军总参谋长兼陕南师管区司令；1950年3月被中共成都市军管会杀害。

27、张占魁（1897－1954），中将。抗战爆发后在平汉路北段参加抗战，1941年5月任骑兵第3军骑兵9师师长，1943年6月任第36军中将副军长，并兼任资简师管区司令，1945年任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中将高参；1954年在河南上蔡遭中共杀害。

28、张国勋（1894－1951），中将。贵州绥阳人。1939年任第92军82师246旅少将旅长，后任第6战区司令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兼第26集团军联络主任；1951年遭中共杀害。

29、余安民（1889－1950），中将。四川崇庆人。1938年调任四川省第8区（酉阳）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40年秋任川康绥靖公署中将高参；1950年12月遭中共杀害。

30、张经武（1909－1955），中将。原名整军，湖北宜城人。1942年5月任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6月任暂编1师副师长；1953年被判处遭中共杀害。

31、陆荫楫（1888－1951），中将。号西川，贵州盘县人。1939年1月任第16集团军少将参谋长，1941年任第21集团军参谋长，1944年任军训部总务厅中将厅长；1951年在贵州遭中共杀害。

32、王春晖（1900－1950），中将。湖南湘乡人。1937年任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巡警总队总队长，1938年3月任忠义救国军教导2团团长，1940年任忠义救国军第1团团长，1944年任忠义救国军少将副总指挥；1950年4月6日遭中共杀害。

33、王继祥（1904－1950），中将。1938年任驻闽绥靖公署新编20师少将师长，1939年初任第100军80师师长，1940年7月任军政部第1补训处处长，抗战胜利后任暂编独立第13总队总队长；1950年被捕后遭中共杀害。

34、王慧生（1899－1950），中将。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慧生时任国民革命军五十二师少将师长，先后率部参加徐州会战、长沙会战等战役，重创日军主力，击毙日军六师团联队长山村治雄，因战功卓著于1939年升任杜聿明新编第五军中将副军长，蒋介石委员长并亲授中正剑，率部参加广西崑仑关战役，重创日军主力，并击毙日军第五师团长中村正雄；1950年9月遭中共杀害。

35、石毓灵（1890－1951），中将。1937年任湖北省第3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39年兼任第5战区第1游击纵队司令，同年11月任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主任兼鄂中抗日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1951年12月26日在黄安被中共杀害。

36、刘召东（1905－1951），中将。字建中，湖南华容人。1938年初任第87军少将高参兼199师参谋长，在安徽参加抗战，同年秋任第20集团军总部少将高参，1939年春任第20集团军滨湖游击总指挥部副总司令兼参谋长，1943年2月任第20集团军少将参谋长，参加缅北对日反攻作战，抗战胜利后任军政部中将参议；1951年5月9日遭中共杀害。

37、颜仁毅（1892－1952），中将。1937年10月任第21集团军中将高参，1938年11月任皖北行署主任兼第5战区游击第12纵队司令；1952年3月遭中共杀害。

38、廖士翘（1892－1951），中将。字卓如，江西修水人。1938年兼任鄱阳湖警备司令部司令，参加武汉会战；1951年遭中共杀害。

39、喻英奇（1907－1950年）中将，抗日战争爆发后，喻英奇作为第66军160师956团团长，北上抗日，参加了淞沪保卫战两个月，因作战英勇，升任66军160师478旅少将旅长，接着又率部参加南京保卫战，并于12月5日首先与日寇在南京外围汤山交火，打响了南京保卫战的第一枪。之后喻英奇调任独立旅少将旅长，又在江西南寻线和广东宝安一线抗击日寇；1950年在汕头遭中共杀害。

40、粟廷勋（1891－1950），中将。1939年任第84军173师副师长，1940年5月任第84军173师师长，1942年4月该师改隶第7军，1943年8月任第84军中将副军长兼邕龙师管区司令，1948年任广西省第8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50年遭中共杀害。

41、韩步洲（？－1954），中将。1940年任第2战区独立第3旅少将旅长，1942年4月任第43军暂编46师师长，1943年4月任第2战区游击第2纵队司令，1944年6月任第43军副军长。抗日战争期间多次立下战功；1954年在北京遭中共杀害。

42、蒋在珍（1896－1952），中将。抗战爆发后率部在河南对日作战，1939年9月任第93军中将副军长，后辞职回乡；1952年遭中共杀害。

43、段树华（1888－1953），中将。1937年10月任第61军72师师长，参加忻口抗战，1938年7月因伤改任第2战区司令长官部中将高参，9月任军事委员会第2战区点验委员，1943年任第2战区军粮督运处中将主任；1953年4月在山西陵川遭中共杀害。

44、陈应龙（1897－1951），字美山，中将。抗战爆发后参加凇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8年5月升任第二军副军长兼第九师师长。以后又率部参加桂南会战、鄂西枣宜会战；1951年被中共杀害。

惨遭中共杀害的国军抗日将领：41名少将名单

1、焦达梯（1903－1952），少将。1939年冬调任军政部兵役署上校署员。1941年调任湖南耒阳师管区上校附员。1942年调任第九战区长官部少将高参兼长沙防空司令部参谋长。1944年返乡组织抗日民众武装，任浏阳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1952年冬在中共"镇反"运动中被杀害。

2、曾宪成（1911－1952），少将。抗战爆发后于1938年任京、锺、应三县军政指挥官，1939年升任第五战区第三挺进纵队司令。1952年10月遭中共杀害。

3、彭林生（1897－1951），少将。别号云山，湖南祁东人。抗战爆发后参加淞沪会战，1938年任第64军187师师长，1940年任第4战区挺进第7纵队司令，1941年任第7战区广阳守备区指挥官，1944年任第62军少将高参，同年任祁东抗日自卫总指挥部副总指挥。1951年8月23日遭中共杀害。

4、曹森（1906－1952）少将。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独立第一旅团长、旅长，第一一六师参谋长、副师长，第一六九师师长。1946年起任整编第二十六师一三九旅旅长，第二十六军副军长，滇西师管区司令。1952年遭中共杀害。

5、曹玉珩（1906－1952），少将。抗战期间曾任第53军116师副师长，1942年3月任第98军169师师长，1944年参加桂柳会战。1952年遭中共杀害。

6、黄天玄（1896－1951），少将。1938年夏任13师政治部上校主任，参加武汉会战，1940年任第75军政治部少将主任。1951年12月1日遭中共杀害，

7、赵鸿厚（1904－1952），少将。河南怀庆人。抗战期间曾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1952年遭中共杀害。

8、陈俊三（1892－1952），少将。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成都中央军校上校战术教官。后任四川省中上学校军训总教官，川南新兵补训处副处长，川南军管区司令部组训处长、少将副司令。1952年遭中共杀害。

9、孙黼（1899－1951），少将。抗战爆发后任第44军149师447旅旅长，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1941年5月任第67军162师少将师长，1943年10月任第44军副军长。1951年遭中共杀害。

10、列应佳（1903–1952），少将。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战区第三游击挺进纵队支队司令，广东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议。1952年遭中共杀害。

11、何际元（1908－1950），少将。抗战期间曾任第10集团军总部参谋，1939年任军事委员会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教官。1950年11月16日在长沙遭中共杀害。

12、李曙（1905－1952）少将。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八十七师上校团长，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警备师副师长。1952年遭中共杀害。

13、李用章（1902－1952），少将。四川邛崃人。1939年任第1军78师少将副师长兼中央军校第7分校学生总队总队长，1940年任第27军45师师长，1943年3月任第1军副军长，同年秋兼任第3军7师师长，1945年1月任第3军副军长兼7师师长，参加豫西鄂北会战。1952年遭中共杀害。

14、李传霖（1897－1952），少将。1938年参加信罗抗战，1940年任第45军127师380团团长，1941年任第45军参谋长。1952年遭中共杀害。

15、杨天民（1891－1951），少将。抗战爆发后参加忻口抗战，1938年任第15军64师少将副师长，1940年5月任第15军副军长，1942年兼任临嵩师管区司令，后又兼任河南省第10区行政督察专员。1951年4月27日在河南伊川遭中共杀害。

16、杨中鼎（1896－1952），少将。抗战爆发后任第60军184师543旅1086团团长，出滇参加抗战，1939年初任第60军184师551团团长，1943年12月任第60军182师少将师长。1952年遭中共杀害。

17、陈阵（1910－1952），少将。1938年夏任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上校科长，1941年任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1952年12月在湖南茶陵遭中共杀害。

18、陈桐（1897－1951），少将。抗战期间曾兼第4战区雷州挺进纵队副司令。1951年1月24日遭中共杀害。

19、卫持平（1908－1951），少将。1937年任宪兵第17团3营营长，1938年参加长沙会战，1940年夏任宪兵第17团上校团长，1942年任宪兵司令部警务处长。1951年2月18日在重庆遭中共杀害。

20、王三祝（1926－1949），少将。字代英，河南滑县人。中央军校第16期毕业。抗战期间曾任第1战区第7游击支队4大队大队长，1945年任河南滑县人民自卫军司令。1949年在河南安阳遭中共杀害。

21、王胜泌（1905－1952），少将。字溥泉，湖北大悟人。中央军校高教班毕业。曾任第25军13师38旅副旅长兼78团团长，参加抗战，后任师管区少将副司令。1952年8月遭中共杀害。

22、毛定松（1906－1951），少将。字梦仙，贵州松桃人。中央军校高教班第3期、陆军大学将官班乙级第2期毕业。1929年任贵州省铜仁县县长，1930年任新编第10师军需主任兼驻汉口办事处处长，1935年任独立第34旅参谋长，抗战爆发后任预备13师3团团长，1938年任第98军82师244旅488团团长，1940年春任第79军98师少将参谋长，10月任第37军140师副师长，1943年1月任140师师长。1951年在贵州遵义被俘获，押解至松桃遭中共杀害。

23、邓士富（1900－1952），少将。广东梅县人，生于1900年2月22日。黄埔军校第2期、中央军校高教班第1期毕业。1936年任第21师6旅少将旅长，1938年任第52军25师副师长，参加徐州会战，1944年任新编第1军新编38师副师长，参加远征军印缅抗战。1952年遭中共杀害。

24、尹作干（1905－1954），少将。号尔固，山东日照人。陆军大学第13期毕业。抗战爆发后任第18军参谋处情报科科长，1938年1月任第18军11师31旅62团团长，参加武汉会战，11月任第18军11师31旅旅长兼徽州戒严司令，1939年3月任第18军11师步兵指挥官，参加南昌会战、长沙会战，1941年任第2军9师参谋长，1944年任第15军65师副师长，1945年任陆军总司令部少将高参。1954年4月8日在河南南阳遭中共杀害。

25、龙矫（1898－1950），少将。苗族，原名祖升，号连云，湖南花垣人。黄埔军校第4期政治科、陆军大学第10期毕业。1935年8月任第18军67师参谋主任，1936年5月任京沪国防处1科科长，1937年2月任第87师上校参谋主任，抗战爆发后任京沪警备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参加淞沪会战，10月任第17军团参谋处长，1938年3月任湘西行署军事科科长，8月任湖南省保安第3团团长，1939年5月任新编第6军暂编6师2旅少将旅长，1942年任第79军暂编6师副师长。1950年12月遭中共杀害。

26、刘黎辉（1906－1949），少将。1939年任第9战区第197师军训大队大队长，1940年任毕节团管区上校副司令，1941年任第99军197师作战参谋，参加长沙会战，1943年2月任第5战区第3挺进纵队参谋长，4月兼任第1支队支队长，1944年4月任襄河上游剿匪司令，抗战胜利后任新编第2军新编46师2团团长，派驻新疆。1949年遭中共杀害。

27、朱有凯（1908－1953），少将。字雪芹，湖北江陵人。1937年11月任第94师参谋处中校科长，参加忻口抗战，1938年11月任第97军上校参谋处长，1939年任第97军野战补充团团长。1953年遭中共杀害。

28、阮勋（1897－1950），少将。1938年3月任军事参议院参议，1940年任第1战区自卫军第2路司令。1950年在河南潢川遭中共杀害。

29、汪援华（1905－1950），少将。抗战爆发后任第73军15师45旅89团2营营长，参加淞沪会战，1940年任新编第6军暂编5师1团团长，1940年秋任第73军暂编5师副师长。1950年12月16日在湖南元陵遭中共杀害。

30、陈伟光（1902－1950），少将。抗战爆发后任第4军102师305旅612团团长，参加淞沪会战，1939年任第4军102师305团上校团长，参加长沙会战，1940年8月任第4军102师少将副师长，1942年春任第4军102师师长。1950年遭中共杀害。

31、郑清泉（1899－1951），少将。1938年任第72军新编14师1旅少将旅长，参加南寻会战。1951年11月在四川大竹遭中共杀害。

32、范埏生（1907－1951），少将。抗战爆发后任第27集团军总部少将副官处长，参加淞沪会战。1951年3月在重庆遭中共杀害。

33、罗联辉（1906－1952)少将。参加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1952年遭中共杀害。

34、岳伯芬（1910－1950），少将。抗战爆发后在历城组织自卫团抗战。1950年8月20日在山东历城遭中共杀害。

35、唐伯寅（1897－1952），少将。字先椿，别号剑湘，湖南湘潭人。湖南陆军讲武堂第1期毕业。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9师55旅110团团长，1935年任第19师55旅旅长，抗战爆发后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会战，1939年8月任第70军19师少将师长，1944年11月任南丰师管区司令，后任临黄师管区司令。1952年2月21日在湘潭遭中共杀害。

36、聂国鼐（1904－1951），少将。1938年任第8军197师569旅旅长，后任第8军197师少将副师长，长期在鄂南抗战。1951年在湖北孝感遭中共杀害。

37、徐振中（1912－1949），少将。组建益北抗日游击大队任大队长。1949年8月2日在山东益都遭中共杀害。

38、谢世钦（1912－1950），少将。苗族。1940年任第94军55师164团团长，1943年参加鄂西会战、常德会战，1944年任第94军121师363团团长，1945年4月参加湘西会战，抗战胜利后任第94军121师参谋长。195010月17日在贵州雷山遭中共杀害。

39、蒋作均（1903－1951），少将。1937年任第48师副师长，1938年任陕西省军官训练班主任，1942年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1组少将组长。1951年遭中共杀害。

40、谭呈祥（1906－1951），少将。1937年秋任第82军特务团团长，1943年任第82军100师副师长。1951年5月25日在西宁遭中共杀害。

41、樊明渊（1913－1949），少将。抗战爆发后任第61军新编独立第4旅参谋长，参加忻口会战，后任晋绥宪兵司令部司令。1949年遭中共杀害。

【真相网2017.1.29】中共军事史上仅有十人拥有元帅军衔，他们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中共建政后的1955年9月，中共当局授予为中共建政立下战功的这十人以元帅军衔。在随后举行的授勋仪式上，刘伯承、林彪没有出席，公开原因是生病，但在记者在随后去其家中所拍的照片看，两人都很精神。

按照常理来说，毛与中共对于协助自己"打天下"、甚至是与毛并肩作战的十大元帅应该是信任有加。然而，如同当年斯大林清洗苏军高级将领一样，十大元帅除罗荣桓早逝外，大多遭到迫害，有些甚至惨死。

"黑司令"朱德被批斗

在中共早期军队中，土匪出身的朱德的威望要远高于毛泽东，1927年的南昌暴动，朱德就是领导者之一，暴动失败后，其率领残部前往井冈山与毛会合。国共内战时，朱德被毛任命为军队总司令。中共建政后，朱德先后任国家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等。

庐山会议时，朱德因肯定了彭德怀积 极的一面而被毛批评。1966年文革爆发后，看到不少高官被打倒，朱德常常一人独坐，很少说话。很快，他也被打倒，称其为"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等 内容的大标语不仅贴满了北京街头，还贴到了中南海。其文件被停发，保健医生被调走，行动也受到限制，朱德同时被勒令交代反毛罪行。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吴法宪、张春桥等先后向朱德发难，说他"一贯反对毛主席"、"有野心，想黄袍加身。"谢富治也说，朱德从上井冈山的第一天起就反对毛。朱德岌岌可危。

其后，因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提到"朱毛"分不开，朱德才免遭红卫兵的揪斗，但却被列入有错误或历史上需要考查的一类。

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朱德多次被批斗。10月，因军队紧急战备，朱德被疏散下放到广州从化，直到次年８月，才回到北京。内心的苦闷使其身体每况愈下。

1976年1月周恩来死后，朱德身体更加虚弱。7月1日，病情急剧恶化。高烧不退，除肺炎外，并发肠胃炎和肾病，还有心衰、糖尿病等多种病症，连说话都十分困难。6日，朱德离世。

有一件事需要提及的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小学课本中有一篇课文叫《朱德的扁担》，文章大意是说：1928年，朱德与 毛泽东在（暴动失败逃到）井冈山会师后，因东西不够吃，只好派人去往返有五、六十里的茅坪去挑粮。当时走的都是山路，因此非常难走。可肚子要紧，所以，身 为军长的朱德也跟战士们一块儿挑粮。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又找来了一根扁担，并写上了"朱德的扁担"五个大字，大家就不好意思 再藏起他的扁担了。

然而，在朱德被打倒后，在1967年2月，同样一篇课文悄然换成了《林彪的扁担》。更改后的文章称当年是林彪而非朱德在南昌暴动失败后，带着剩余部队上井冈山与毛会师的。1971年9月，林彪坠机而亡后，《林彪的扁担》又被悄悄改回了《朱德的扁担》。中共造假的本事令人瞠目结舌。

彭德怀死于癌症

1974年12月17日，一具遗体从301医院被秘密送往火葬场火化。火化的申请单上写的是："申请人：王奎，住址：301，与死亡人关系：父子，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岁，印号○○一二六九○。"事实上，这个名叫王川的人正是中共的前国防部长、元帅彭德怀。

在中共内部，彭德怀个性直爽、冲动，算得上是一个敢于直言、较有正义感之人。1928年加入中共，发动平江暴动，失败后，退守农村，成为中共红三军团的指挥员。中共北上逃亡期间，曾以三千残兵救毛泽东摆脱张国焘的挟持，从而为毛所倚重。

抗战时期，彭德怀主张中共积极抗战，而不是躲在西北一隅养兵蓄锐。其主导的"百团大战"就是其违背毛泽东的只打"麻雀战"的指导思想而进行的，这场战役不仅成为中共日后吹嘘的屈指可数的抗战功绩，而且亦成为彭德怀被批判的罪状之一。

五十年代初的朝鲜战争，彭德怀受命担任中共志愿军司令员，携数十万军队入朝。毛的长子毛岸英以彭德怀机要秘书的身份随同参战。然而，到达朝鲜只一个 多月，由于毛岸英没有遵守规定，在掩体内炒鸡蛋暴露了目标，被美军飞机炸死。毛十分难过，虽没有直斥彭德怀未尽保护之责，但据说毛更对彭心生芥蒂。

朝鲜战争后，彭德怀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位列朱德之后，排在第二位。1958年，彭德怀同聂荣臻、黄克诚等人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对粟裕进行了批判，粟裕被扣上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

1959年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当年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指出了毛发动的大跃进的问题，他直截了当地说："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

这封信遭到了毛的强烈批评，毛以另立山头相威胁，迫使党内高层屈服，最后彭德怀与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彭本人被诬陷为"里通外国"，彭被定为"反党集团"的首要份子，不仅被免去国防部长和军委副主席职务，而且还遭到了批判。

彭德怀离职后，在颐和园附近的挂甲屯吴家花园屯田六年，自食其力。1961年10月30日到12月26日，他到湖南湘潭县家乡调查，并将所写的5个 调查材料送中央参考。1962年春，彭德怀基于大跃进后引发全国大饥荒、饿死人口无数的这个事实，再次以八万言上书毛，要求实事求是，改弦易辙，承认三面 红旗失败，救民于水火。

这封上书不仅再度引发毛的不满，更引发了毛的担忧，他担忧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那股企图为彭德怀翻案的势力。毛深知，彭德怀一旦翻案成功，毛氏江山就有可能姓刘。

为了不让依旧在军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和号召力的彭德怀成为自己打倒刘少奇等人的绊脚石，善于权变的毛对彭德怀采取怀柔政策，将其派往四川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一职。

在彭德怀被调离期间，毛发动了以打倒刘少奇等人为目标的"文革"。1966年12月，彭德怀被揪回北京批斗。1967年1月，彭写信给毛，讲述了自己的现状，但毛并没有给予答复，他似乎默许了江青等人对彭的批斗。

7月19日，彭德怀被红卫兵揪斗。年近七旬的彭德怀被拳打脚踢，"打翻在地"七次，他被打得遍体鳞伤。

7月23日，在中央文革直接指挥下，并有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人亲自出席的情况下，又在北京航空学院南操场举行了号称十万人的批斗大会。彭 德怀重伤未愈，又添新伤，他的衣裤被撕打破了，两脚上一只脚穿着棉鞋，一只脚穿着草鞋，胸前挂着大黑牌，被一次又一次的强行弯腰九十度。

据一位目击者回忆，当日彭德怀被五花大绑的押在游斗的卡车上，经过天安门城楼前的长安大街时，一左一右两个彪形大汉押住了他，强按下他的头。其他的被游斗者都有头发，是被人揪著头发按下头的，只有彭德怀剃著光头，没有头发可揪，而被一左一右的两个彪形大汉抠住了眼睛!

1972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彭德怀专案审查组"完成了"审查报告"，建议"永远开除出党，判处无期徒刑，终生剥夺公民权利"。

在不断的毒打和折磨下，1973年春末，彭德怀开始大量便血，后被诊断为直肠癌。动了手术后，病情有所好转，但其所住病房的所有窗户都被报纸严严实实的糊死了。

1974年夏，彭德怀身体上的癌细胞扩散到肺部、脑部，并患上了偏瘫，生命垂危，但因有指示，一切医疗手段必须为"专案服务"，没有人给他打止痛 针。他死前，想最后看一眼窗外的阳光、蓝天和白云，监管他的专案人员以保密和安全为由，拒绝了这一最后的人生请求。11月29日，彭德怀离世，死时身边没 有一个亲人，他的遗体化名王川火化，而火化费也是从他少得可怜的"工资"中扣除的。骨灰盒则被送到了成都。

林彪命丧空难

在元帅中，林彪应该算是最年轻的一个了，而其年纪轻轻就能位居朱德、彭德怀之后，也完全是因为他善于打仗，为中共从国民党手中夺取江山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中共建政后，林彪地位逐渐上升。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批后，林彪担任国防部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深谙"毛太阳"心理的林彪早 在文革前就率先在军队开展了将毛神化的运动，并在文革后推广至全国。林彪对毛的吹捧到了极至，不仅提出了"四个伟大"，还宣称"毛泽东同志天才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告诫人们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等等。

文革爆发后，刘少奇等高官被打倒，作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林彪成为党内"二号人物"，炙手可热。

林彪在成为毛的接班人后，开始与毛在对美关系上和如何重建中共的权力机构，如是否设立国家主席一职上产生了分歧。多疑的毛遂怀疑林彪要搞垮他，怀疑 林彪想要从自己手中夺权。特别在随后由毛发动的"批陈（伯达）整风"运动中，林彪并没有完全顺从毛，而是采取了拒不出席会议的消极抵抗态度，这让毛更加怀 疑，并由此设下了阴谋倒林的圈套，周也再次选择充当了毛的帮凶，直到让林彪一家死得尸骨无存且不明不白。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坐的飞机在蒙古坠毁。有消息称，林彪的飞机是被导弹打下来的。不管是什么原因，毛除去了林彪是不争的事实。

其后，毛开始了新的一轮的清洗。支持林彪的20多个高级军官在逃亡香港途中被逮捕，2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11人被解除职务，而林彪则被扣上了一大堆如阴谋杀害毛，建立军事独裁"极左"等罪行。

文革结束后，中共高层将文革的罪责归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名下，而这是毫无道理的。一方面，文革是毛发动的，江青所做的一切也都是秉承毛的指 示。另一方面，文革中，林彪和"四人帮"从来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关系。林彪相当排斥江青所在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多次支持黄永胜挫败江青想染指军队 的企图，而江青对林彪也是恨之入骨的。二者之间充满了冲突。

中共将林彪和四人帮混在一起加以鞭挞，其目地只有一个，就是要歪曲历史，要推卸毛的罪责，掩盖中共的罪恶。

刘伯承双目失明

被中共视为"著名军事家"的刘伯承,其军事生涯从1915年护国讨袁战争一直到62年的对印战争,长达50余年。因为战争，他失去了右眼。他是十大元帅中最先被打倒的。

中共建政后，刘伯承受命在南京创办中共第一所军事院校。在其埋头打造军事院校时，却卷入了中共掀起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

1958年，毛和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在军队掀起了对"军事教条主义"的批判，矛头直指刘伯承。当年5月，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的刘伯承被叫到北 京。连续两天未睡的刘伯承，在眼压很高的情况下，刘伯承忍着剧烈头痛，被别人搀扶上台，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查。因"检讨深刻"，以及邓小平和周恩来的 力保，才没有被打成"反党分子"，但被迫辞去军事学院院长之职。

有分析指，刘伯承之所以最先被打倒，与其和毛较差的关系有关。如他曾公开批评毛引以为傲的"游击主义"，他曾留学苏联，而毛对留苏派极为痛恨和反感。毛在1949年前对刘伯承的冷淡，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熟知中国历史，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的刘伯承，在中共取得政权后，即马上交出兵权，去南京筹办军校，毛泽东欣然默许。可叹的是，以为这样就能脱离 政治上的旋涡的刘伯承，因为在在课堂上常常给学员讲苏军的条令和战术，只讲二战中苏军的十大打击，不讲毛的游击战，而被一些人在毛的耳边吹风 "蒋介石也是靠办军校起家的哦，不可不防……"

正好国防部长彭德怀与刘伯承素有不合，毛就借彭德怀之手整治刘。而据说刘伯承当年没有参加授勋仪式，也是因为深知毛对其不满，只是碍于刘的战功和威望，迫不得已授予其元帅。刘伯承推病不去，是为了避免尴尬。

被批判后，刘伯承唯一的左眼得了青光眼，视力逐渐减退。1959年9月，刘伯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经常头痛，眼 压增高。1964年7月，刘伯承在东北视察部队时眼疾发作，诊断为急性青光眼，不得不乘专车返回北京，住进北京医院，从此左眼只能分辨出衣服的颜色。

文革爆发后，中央军委战略小组被撤销，刘伯承没有了工作。1972年刘伯承彻底失明，只能长期住在医院中。1973年因误用药物，病情加剧，丧失思维能力，1975年丧失生活自理能力，1986年离世。

有意思的是刘一生政治上不得志，被称作"老教条"，文革后期时已年过八旬，说话和走路都很困难了，中共的十大上反而还被破天荒的选为政治局委员壮场子，真是莫大的讽刺。

"两把菜刀起家"的贺龙惨死

自称"两把菜刀起家"的贺龙，1927年参与指挥了南昌暴动，并加入中共，此后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了不小的功劳。1949年后曾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

可以说，贺龙对毛泽东是忠心耿耿。如当年毛在延安与江青的婚姻，除康生支持外，就只有贺龙支持。贺龙当时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中共眼中的功臣，毛眼中最忠实的属下，却在毛发动的文革中被打倒，并最终惨死。

原来文革前，贺龙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等关系过于亲密，引起了毛的猜忌。此外，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要贺龙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也遭到了他的拒绝。毛发动文革的目地就是打倒刘少奇等"党内当权派"，与他们亲近的贺龙自然也脱不了干系。

此外毛还得知贺龙随身带有佩枪，故心生疑虑。有人曾向毛密报，贺龙有一支精致进口的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也带在身边。毛是以在与贺龙见面时心有忌惮，但据中共元老董必武之女董良晖的回忆录记载，这把小手枪早已被銹蚀，无法使用了。

1966年夏，文革爆发后不久，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诬陷贺龙和彭真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这让毛对贺龙疑虑加深。

同年12月，红卫兵杀进贺龙家中，揪他的领章帽徽，抄他的文件书籍，扬言要把他押往天安门广场，举行十万人批斗大会。

贺龙情急之下，躲进了中南海周恩来家避难，而这又犯了毛的大忌。一个是握有实权的总理，一个是握有兵权的元帅，两人若勾结在一起发动兵变，岂有毛的活路？毛遂勒令周恩来劝贺龙离开中南海，周恩来为自保，委婉劝说贺龙前往西山兵营暂避。

1967年1月，曾在贺龙为指挥的红二军团当过师长的许光达被诬陷为贺龙"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后含冤而死。9月，在毛的同意下，"贺龙专案组"正式成立，康生任组长，杨成武、叶群为副组长。办公室设在军委，抽调了10名军队干部参与调查。

11月8日，康生和叶群主持讨论并批准了"关于贺龙专案工作的设想"，指出要把三十年代贺龙"投敌叛变"问题作为全案的"要害"和突破口，并专门布 置动员原红二方面军的干部揭发贺龙问题。专案人员对被调查对像大搞逼供、诱供，甚至大打出手。然而，结果依然是没有查到贺龙"叛变投敌"的任何证据。

1967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的《中央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代表的意见》的文件中指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 (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王明等绝对不能留在中央委员会，不能当九大代表。此文件发到全军连队党支部。"

1968年2月5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刘、邓、陶、 及其同伙彭、贺、彭、罗、陆、杨、安(子文)、肖(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取了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 推行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这是第一次对贺龙点名定性的中央文件，经毛圈阅后发到全国。

从此以后，贺龙被当作"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省市的文件中，频频被点名批判。他被排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之后，要被打倒的第五个人物。

根据大陆出版的顾永忠著的《共和国元帅：贺龙的非常之路》一书，在审查期间，贺龙夫妇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他们的被褥、枕头被收走，使他们在一段时间 内只能睡在光光的床板上；伙食也越来越差，饭里的沙子是越来越多；大夏天供应的水也是有限的，甚至有40多天停止供水。患有糖尿病的贺龙只能节省用水，并 接雨水解渴。

后来，贺龙夫妇又被调换了驻地，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而且，提供的饭菜也是见不到一点油花的清水煮白菜、糠萝卜等。对贺龙的糖尿病，也在医疗上进行限制和拖延。贺龙的身体愈来愈虚弱，最后连上厕所也走不动了。

3月下旬贺龙终于病倒了，患了脑缺血失语症，被送进了北京卫戍区某医院。由于医护人员的种种刁难，贺龙病还没有好，就出院了。

10月13日至31日，在毛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毛在会上再次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贺龙的命运由此被注定，其处境每况愈下。

12月底，贺龙的主治医生被换成了一个神经科的男护士，他根本不懂得贺龙所患的糖尿病和高血压该如何调养。他只是按照专案组的命令，减少、调换和中断使用一些重要药品，使贺龙连每天3片必需的最普通的降糖药也无法保证，且每次服药都要在他的监视下服用。

1969年1月15日，"贺龙专案组"竟然向"医生"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

6月8日早晨，贺龙发病，连续呕吐了3次，呼吸急促，浑身无力，但拖了13个小时后才被实施抢救，而且不仅没有输治糖尿病的特效药胰岛素，反而输了 葡萄糖。9日，贺龙去世。当晚，贺龙的遗体就被悄悄地送往八宝山以"王玉"的化名火化了，火化时不让亲属到场，火化后，"贺龙专案组"把骨灰盒，秘密放在 一个小殡仪馆里，并下令："不准传出去，要绝对保密。"

林彪出事后，毛深受打击，决定挽回军中老人的心。1973年底，毛在军委会上承认在对待贺龙的问题上"搞错了"，并说"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1974年中央为贺龙"平反"。惨死的贺龙若地下有知，该作何感想呢？

陈毅死于癌症

1901年出生的陈毅，曾在法国留学，因受共产国际蛊惑，参与围攻使馆、进军里昂等活动，引起法国市民反感，最终被法国政府将其同另外一百多名留学生遣送回国。

陈毅回国后，通过蔡和森，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共。1927年参加中共的南昌暴动，其后在中共军队中任师长、政治委员、总指挥等 职。抗战期间，任新四军副军长等职，参与了牵制国民党抗日军队的战役。国共内战期间，任中共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

中共建政后，任上海市市长。中共为了夺取工商业者的资产，掀起了"五反"运动，残酷的运动导致不少商人自杀，尤其在商业发达的上海更是如此。而据 说，身为市长的陈毅，每天晚上都坐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通常使用的问句是："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实际上就是问，今天又有多少商人、资本家跳楼自 杀。

1954年，陈毅出任国务院副总理、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8年2月起兼任外交部部长，1966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文革爆发后，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的不少中共高干被打倒。1967年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为一方，与"中央文革小组"发生了尖锐冲突，他们指责江青等人是乱党乱政乱国。谭震林还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他当年不该加入革命的行列，不该加入红军，不该在1930年初和毛一起上井冈山。

毛得知此事以及读过谭震林的信后，十分震怒，遂召集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这些人，指责他们搞复辟、搞翻案。由此 在全国开展"反击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大规模的批整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由中央文革小组并头会取代。这一事件被文革小组称为"二月 逆流"。

据说此事发生后，陈毅还给毛写了封信，要求见面谈谈，希望能面对面澄清事实。几天后，他等来了回信，开头写了一段"历来犯错误的改也难"的话，结尾写了八个字："见面有期，稍安毋躁。"

1969年10月，陈毅被以"战备"为名，下放到石家庄劳动。同年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又卷入了所谓"二陈（陈毅、陈伯达）合流"事件。1970年，陈毅因病回到北京，次年，林彪死，陈毅被发现罹患直肠癌。1972年1月6日，在北京去世。

可以说，林彪的"背叛"，给了毛沉重的打击，他有意将迫害军方将领的帐算在林彪身上，借此化解怨气。在陈毅去世的同一天，毛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转达一下。"叶剑英当即赶往医院，赶在陈毅闭眼前告知了毛 新的"指示"。

然而，毛在"二月逆流"上的松动，并不代表着真正的"平反"。陈毅死时依然带着"搞复辟"的帽子，因此其追悼会规格到底如何其妻子张茜也不知晓。民 间流传，张茜曾为此询问过周恩来，对陈毅心怀愧疚（曾参与批判陈毅）的周恩来于是给正在住院的毛打电话，询问如何定性。当时毛说了一句"陈毅是个好同 志"。凭借着这句话，周恩来通知了在京军队高层准备参加追悼会。据说，当时301医院门口聚集了不少来自四面八方的军队高层。

追悼会定在1月10日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追悼会原定由周恩来主祭，叶剑英致悼词。悼词由毛审阅。毛看过后，勾掉了悼词中的"……有功有过……"四个字。

正在养病的毛原本不打算参加追悼会，但1月10日当天却临时决定参加，而且直接穿着白色的睡衣，外披着大衣前往。这也就难怪民间戏称毛是给陈毅"戴孝"。毛见到张茜后，挤着眼睛，说道："陈毅是一个好同志啊。"不过，没有人看到毛流出一滴眼泪。

显而易见，毛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并非是真心悼念自己的战友，而是再次在政治上收买人心，安抚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头的老干部。不知这些作古的老干部们内心是否曾明白，谁才是祸害他们的元凶？！

徐向前三次被抄家

帮助中共夺取政权的徐向前，在1949年后，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文革爆发后，徐向前受命担任军队文革小组组长。

面对着文革带来的乱局，1967年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陈毅、叶剑英、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等为一方，与"中央文革小组"发生了尖锐冲突，他们指责江青等人是乱党乱政乱国。谭震林还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他当年不该加入革命的行列，不该加入红军，不该在1930年初和毛一起上井冈山。

毛得知此事以及读过谭震林的信后，十分震怒，遂召集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这些人，指责他们搞复辟、搞翻案。由此 在全国开展"反击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大规模的批整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由中央文革小组并头会取代。这一事件被文革小组称为"二月 逆流"。

1967年3月29日晚，在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宣布徐向前不再管全军文革的事，改由萧华主持。4月7日下午，徐向前突然接到通知，勒令他在4月 8日下午的大会上作检查。康生一伙亲自到会议各小组点火，批判徐向前。徐向前因要作些准备，检查推迟到11日。他下午作了检查。到晚上，批判他的广播车、 小报、漫画就拥上街头。

4月16日、17日，测绘学院的"造反派"两次抄了徐向前的家。他们翻墙破门而入，楼上楼下蒐了又蒐。徐向前自己平常看的书、文件和私人保存的几十 年的资料、信件、作战日记都被劫去。因为叶剑英事前得悉有人要抄徐向前家的消息，在前一小时打电话，以开一个小会的名义，请徐向前上了西山，他才没有被揪 斗。

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事件。一些"造反派"声称徐向前是武汉事件的"黑后台"。于是北京城里和全国各地，到处是"打倒徐向前"的喇叭声和大幅标语。

7月29日夜，清华大学蒯大富一派数十人，第三次抄了徐向前的家。他们翻墙进入院内，窜入卧室和办公室，把整个楼内翻腾得乱七八糟，又强行拿走了徐 向前亲自保存文件的五屉铁皮柜。书信、照片等物也被抄走。他们还在住处的墙壁上、走道的地板上、台历上、茶几上，到处写上"打倒徐向前"的口号和标语。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朱德、陈云、叶剑英、徐向前、陈毅等人被分为不同小组，进行批判。在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朱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元帅继续被分组批判。

文革结束后，徐向前于1990年9月因多脏器衰竭离世。

聂荣臻被批判

早年在法国留学时加入中共的聂荣臻，同样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了不小的功劳。中共建政后，他先后出任军委总参谋长、军委副主席等职。

文革爆发后，因为"二月逆流"事件，聂荣臻也遭到了批判，被批是"华北山头主义"。不过，因毛有意对其实施保护，聂荣臻没有遭到如其他元帅那样的迫害。

文革结束后，聂荣臻于1992年因心衰离世。

叶剑英曾备受冷遇

对于叶剑英这个名字，很多中国人并不陌生。正是他在毛泽东死后，主导抓捕"四人帮"，并力荐邓小平复出。而他 在文革爆发后不久，中共军队高官因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指责江青等人是乱党乱政乱国的被定性为"二月逆流"事件后，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遭到批判，是因为他 在中共党史上数次挽救过毛。

不过，虽然没有遭到批判，叶剑英还是遭到了冷遇。据2011年第11期《世纪风采》题为《叶剑英"战备流放"湖南的前前后后》一文披露，"文革"中，叶剑英被"战备疏散"下放到湖南，备受冷遇与屈辱。期间，其次子叶选宁在下放改造时，右臂被卷进机器，受了重伤，并一直没有脱离危险。

叶剑英想了解儿子的病情，但其住处只有一部老掉牙的手摇电话机，好不容易接通了电话，却又因线路不好，杂音干扰很大，根本听不清声音。叶剑英在电话 里请求湘潭军分区总机的接线员帮忙想想办法，减轻些干扰，但却遭到接线员的粗暴呵斥，直到最后，他始终没能与家人说上一句话。当时叶剑英的手在抖，眼里含 着泪。

1980年，叶剑英被诊断为帕金森氏病，1986年离世。

结语

为中共夺取天下的十大元帅中 的九人的遭遇，在告诉我们，在中共统治下，无论身处怎样的高位，都无法保全自身的安全，更遑论普通百姓，而这显然并非偶然，因为中共卸磨杀驴、兔死狗烹的 做法，在中共建政后的包括"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皆可见到，那些"听党的话"为其冲锋陷阵的人们，都没有好下场。这不仅仅是 毛为了巩固自身权威而为，更是中共邪恶本质使然。简言之，这样迫害所有中国人的流氓政权存在一天，就是身为中国人的耻辱。

【真相网2017.1.29】中共1949年建政后，最初设置的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起开始设置国家主席，至1966年先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或国家主席的有毛泽东、刘少奇， 先后出任副主席的有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和董必武。1966年至1975年间，国家主席职位长期处于空缺状态，原因是曾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 被迫害致死，而1975年初至1982年12月无人担任国家主席，是因为这期间正式取消了国家主席的建制，直到1982年底才恢复。

在世人眼中，作为中共国的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力，可以做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情，享普通人无法奢望的生活，他们或者他们的家人哪里可能 有什么牢狱之灾，乃至性命之忧？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主席的身份并不是个保险箱，在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的中国大地，除了无法无天、处心积虑除掉党内对手的毛 泽东，除了被毛保下并早逝的李济深、张澜外，上述国家正副主席多多少少都遭到毛和中共的迫害，有些甚至丢掉了性命。不妨分而述之。由于朱德已在"被迫害的 中共十大元帅"中介绍，本系列讲述的是刘少奇、宋庆龄、高岗和董必武四人。本篇说的是刘少奇。

一、刘少奇

毛发动文革针对刘少奇

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主要成员的刘少奇，是从1959年4月至1966年担任国家主席的，是仅次于毛的二号人物。由于毛和刘在上个世纪60年 代初开始的"四清运动"中的矛盾日益尖锐，毛不再满足"枝枝节节、修修补补"，转而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并希望借此置刘少奇于死地。

对此，不少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早已达成共识，即毛发动文革的主要目地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代表正是刘少奇。

1966年5月，文革爆发，红卫兵运动使整个中国都陷于混乱。在文革初期，刘少奇在某些问题上和毛的立场一致，并称"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百年之后 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延续下去，毛主席著作应该成为全国人民的教科书，成为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全体党员的行动指南……"

然而在处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具体问题中，双方矛盾此起彼伏。1966年6月，刘少奇和邓小平组织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禁止学生游行示威和贴大字报。毛对此非常恼火，命令撤销工作组。

在当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毛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目标直接指向刘少 奇，同时其中共第二号人物的位置也被林彪接替，虽然刘仍然是政治局常委，但是排位下降，同时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也从此不再被提及。在10月16日的政治 局扩大会议上，刘遭到了陈伯达、林彪等人的批评。随后大字报、党报陆续开始了对刘和邓的批评。

惨被批斗

1966年12月，刘少奇问题终于向社会公开，江青公开宣称"刘少奇是党内的赫鲁晓夫"，北京出现了"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同时，中央成立的"王光美专案组"负责对刘少奇，王光美的调查。此专案组直到1968年4月才公开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名义活动，组长为周恩来。

1967年1月，毛最后一次接见刘。之后几天内，刘少奇办公室的电话线被拆除，刘也失去了人身自由，被软禁在北京家中。7月14日毛离开北京，7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组织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大会。

据大陆出版的《中南海人物春秋》描述：中南海外，几十万人聚集四周，他们携带的一百多个高音喇叭奏出高调的喧闹声；中南海内，造反派把刘少奇、王光 美分别揪到两个食堂内批斗，同时抄了他们的家。刘少奇被强按著头，弯腰站在会场前，不许他说一句话，否则就用语录本敲他的脸和嘴。批判持续近两个小时，年 近七旬的刘少奇已难以忍受，汗珠不断地从他脸上渗出，他抽出手掏出手绢想擦一下汗，不料站在他旁边的人狠狠一掌把手绢打落，他的汗水也随着震动流在地 上……

8月5日，为了与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人大会相呼应，江青、康生等人又策划了批斗刘、邓、陶大会，分别在各自家院内举行。刘少奇被打的鼻青脸肿。

抗议无效

批斗会后，刘少奇被押回办公室，他虽疲惫已极，但余怒未消，立即按铃叫来机要秘书，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严正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主席，你们怎么对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 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尽管秘书当夜就写了汇报，但刘的抗议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被彻底打倒

9月13日，刘少奇的子女们被赶出了中南海，王光美也被捕入狱，刘则被强迫抽去腰带，被"严加看守"起来。刘出现了精神恍惚等症状。此外，由于右腿被打伤，刘也无法自己去打饭，监管人员也不愿去打饭，只好打一次饭分吃几顿。

刘的身体愈加虚弱。刘虽然没瘫痪，也只能躺在床上无力起身，没人给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起床大小便；由于不活动，他的双腿肌肉逐渐萎缩；他的胳膊和臀部由于打针也被扎烂，护土日志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1968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成员周恩来、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提出《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包括刘少奇 在1925年、1927年、1929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反革命罪行的调查结果。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该报告，认为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并通过决议： "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同时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继续深入展开革命大批斗， 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

11月24日，即刘少奇70岁生日那天，毛和周特意嘱咐汪东兴带给刘少奇一个特殊的生日礼物──收音机，目的是让他听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公报。刘闻听 后一下子就从精神上被击垮了，据说当时就大汗淋漓，呼吸急迫，嘴唇青紫，频频呕吐，血压陡然升高到260/130毫米汞柱，体温达40℃。

从此，刘少奇选择了沉默，不再说一句话了，哪怕是治病和生活用语也一句不说。

惨死前无人形

1969年10月17日，依据林彪的"一号手令"，随时都可能死亡的刘少奇被专机送往河南开封。此时，刘已经浑身糜烂腥臭，骨瘦如柴，气息奄奄。中 央特派员既不让洗澡，也不准翻身换衣服，而是把他扒个精光，包在一床被子中用飞机从北京空运到开封，监禁在一个坚固的碉堡地下室里。在他发高烧时不但不给 用药，还把医护人员全部调走。

11月12日凌晨6时，刘离开了人世，终年71岁。临死时，刘已经没有人形，蓬乱的白发有二尺长。两天后的半夜，刘被按烈性传染病处理火化，用过的被褥枕头等遗物均被焚化一空。刘的死亡卡片上这样写着：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其骨灰下落不明。

堂堂的国家主席就这样被毛和中共迫害致死，而且死得不明不白。不仅如此，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也被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横遭株连者不计其数。

悲惨遭遇的根本原因

尽管刘少奇的遭遇比较悲惨，但他与毛事实上并无本质上的区别，甚至毛、刘在思想上、语言上都非常相似，而且外界对他的批评其实也很多。

1945年中共七大，正是他首先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并将它写入党章、党纲。毛的个人迷信，个人权威首开局面，他有头功。故此也受到毛的宠信，地位逐步上升。

1959年庐山会议上，刘对彭德怀大加斥责，而且昧著良心，不顾事实，戕害忠良。再看其在文革初期的作为，更令人齿冷。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刘少奇以及其他人的结局不会这样凄惨。刘少奇之死是中共党内权力争斗失败的结果，但终极原因正是充满了邪恶的中共体制。

二、宋庆龄

中共建政前的宋庆龄

1949年10月1日，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当天在日记中写道："共匪已于10月1日在北平成立伪人民政府，毛泽东为主席，副主席六人，宋庆龄为其中之一，总理在天之灵必为之不安，国贼家逆其罪甚于共匪，痛心极矣！"

让蒋介石痛心疾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在中共设置国家正副主席后，自1959年至1966年担任副主席等其它高级职务。而这明显违背了1949年1月宋庆龄强调的"在任何情形之下，拒绝不接受中国任何政府之任何职位"之语。

作为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能在中共政权中获得如此高的地位，与其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秘密加入共产国际并接受其指令支持中共，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大功"密切相关。

比如，国共内战期间，宋庆龄呼吁美国政府停止援助蒋中正国民政府，却给中共提供军医院所需的各类物资、药品、器械，支持中共推翻中华民国政府。

2009年新华网报道，1946年5月，宋庆龄打着分发联合国救灾物资的旗号，以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名义，组织了700多艘船，满载军队医院所需的医疗器械，运送给苏北陈毅、粟裕新四军。

到1948年，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帮助共产党在全国的八个"解放区"建立了八个"国际和平医院"、42个分院，总计床位达11,800张，还有几十个巡回医疗队和几家颇具规模的制药厂。捐去的现款有20亿元之巨。

再如，1947年8月，蒋介石政府在军事战败的情况下，寻求与中共和谈以挽救危局，宋庆龄特有的地位使她成为国民政府争取斡旋和谈的最佳人选。宋美龄也到沪与宋庆龄相见，是希望她帮助国民党解决问题，但宋庆龄予以拒绝。

追随中共

然而，在拒绝蒋介石的同时，宋庆龄却在1949年2月20日在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的函中说："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 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时早已开始了，不幸于23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宋庆龄选集》上卷）

同年6月，中共军队占领上海，中共中央派邓颖超、廖梦醒携带毛、周的亲笔信函，赴沪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中共在北京的政协会议。她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当 选为中共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并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等。

而毛和中共之所以给予宋庆龄极高的地位，就是为了利用其"国母"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对海内外统战，为中共涂脂抹粉。终其一生，宋庆龄都是中共的政治花瓶和统战工具。

加入共产党之证据

有意思的是，中共官媒并未公开报导宋庆龄加入共产党一事，但史料却证明，这并非是空穴来风。

据中共领导人廖承志回忆，1933年5月间，宋庆龄突然神秘的来到其家中与他秘密接头，并明确告诉他："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这个最高方面就是 共产国际。当时宋庆龄问了廖承志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在得到答复后，宋庆龄迅速离去。廖承志写 道："尽管过了将近50年，但那短暂的不及半小时的每一分钟，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廖承志《我的回忆》）不难判断，这个时候代表"最高方面"来秘密接头 的宋庆龄，已经加入共产党了。

此外，苏联解体后公开的一份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亦可以看到宋庆龄不仅早有入党要求，而且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已经加入过共产党了。这份文献是共产国际联络局派往远东的一位代表，在1934年5月与共产国际联络局负责人谈话的备忘录。

谈话的最后部分，特别提到了共产国际远东局与宋庆龄的关系。报告人称："关于孙新林（孙夫人）的问题。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但是，把她吸收 入党是个很大的错误。是代表（指共产国际此前派驻中国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党的。……一旦成为党员，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了。"

宋庆龄执行来自共产国际的重要命令之一是营救在上海的间谍、持有瑞士护照的保罗和格特鲁德‧牛兰夫妇。牛兰是共产国际潜伏在中国的秘密工作人员，负责对中国及东南亚各国共产党活动进行资助。1931年6月，牛兰夫妇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8月被押解到南京。

牛兰夫妇对共产国际而言至为重要，因此苏联和中共立即进行紧急营救工作。当年7月，宋庆龄为奔母丧，由德国经莫斯科返沪。途中，得到斯大林的指示，受托向蒋介石说项，以被羁留在苏的蒋经国来交换牛兰夫妇，但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

大陆学者杨天石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引录了蒋1931年12月16日的日记："苏俄共产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孙夫人欲强余释放 而以经国遣归相诱。余宁使经国投荒，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儿。绝种亡国，天也，余何敢妄希幸免！但求法不由我毁，国不为我所卖，以保 全我父母之令名，无忝此生则几矣。区区嗣胤，不足撄吾怀也。"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为了国家，为了法制，蒋介石宁可牺牲自己的儿子，也绝不做这个交易。蒋之 为人，由此可见。

而杨天石也认为，"这一条件通过宋庆龄提出，也显示出宋和莫斯科方面的密切关系。有材料说，宋庆龄是共产国际发展的秘密党员。这是可能的。"

在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后，宋庆龄继续公开污蔑国民党，并亲到监狱探望牛兰夫妇，还从瑞士请来律师为其辩护，同时成立同盟组织，自任主席，组织营救委员 会。因社会反应不大，遂将组织扩大并改而冠以"民权保障"的名称，并吸收了一批重量级的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加盟，但其目地仍是营救牛兰夫妇。因为名与实不 符，同盟不久便瓦解。牛兰夫妇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才在宋庆龄等人的催促下被释放。

宋庆龄与共产党站在同一"战壕"中的另一证据是1937年1月她写给中共领导人、当时身在莫斯科的王明的信。在信中，宋庆龄在告史沫特莱向外界泄露 秘密状的同时，还透露出自己为共产国际工作的真实身份。比如当宋庆龄为中共的"同志们"的背信弃义辩护时，宋子文却对她说了这样一番话："要是我告诉您， 周恩来曾告诉我，不久前您给他们寄去了5万美元，您还会否认您的同志出卖了您吗？并且他还对我们两个人（我和宋美龄）说，我们可以通过您同红军的代表取得 联系。"

由于中共并不知晓其加入共产国际的秘密，宋庆龄曾向中共提出了入党问题，但毛表示其在党外的作用更大，因而让其留在党外。

毛冷淡回应并予以警告

加入共产党（共产国际）并在中共党内获得了特殊地位的宋庆龄，确实在初期备受毛和中共的重视，然而，随着中共政权和毛地位的巩固，宋庆龄的作用逐渐下降，其也开始受到冷遇，所提意见不被接纳。

如宋庆龄对于中共和毛泽东发动的几次政治运动很不理解，曾经提出过批评和质疑。

1955年11月，宋庆龄给毛写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 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批示："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

1957年她又写信给中共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 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 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

文革期间，宋庆龄给毛泽东和中共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对共产党极度失望。她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 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做的，刘少奇主 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 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毛泽东对这个已经没有多少利用价值的"孙夫人"说：你不愿意在国内待，可以去外面。此时的宋庆龄自然无颜回到台湾——那个被她颠覆的中华民国政府所在地。她只能闭嘴，在痛苦和无奈中生活。

宋庆龄父母坟墓被砸烂

但对宋庆龄刺激最深的一件事情，是在毛发动的文革"破四旧"时，上海的红卫兵砸烂了她双亲在万国公墓的墓地。

《宋庆龄传》记述："墓地遭破坏的照片从上海寄到北京时，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看到她精神上支持不住而痛哭起来。廖梦醒把这些照片送给周恩 来。周总理下令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将宋墓修复，并在竣工后拍了照片寄给宋庆龄。但并没有全部照原样修复。原来的墓碑上列著所有六个子女的名字，而新墓碑上 只有宋庆龄一人。"

文革浩劫后，宋家墓地才又重新换了墓碑，完全复原，但此墓已非彼墓。

临终看透中共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患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冠心病在北京去世，被中共中央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称号。

据中共官方材料，在其去世前，她"强烈要求"加入中共，中共遂批准其为正式党员。然而，在中共党史专家何方撰写的《宋庆龄晚年说："不勉强吧!"》中一文却提到，宋庆龄听说中共打算吸收其为正式党员后微笑着说："不勉强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将要走完了。"

中共官方称根据其生前遗嘱，她的骨灰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其父母合葬墓的东侧。宋庆龄为何不与国父孙中山合葬？说法纷纭。但是网络上有传闻指，其中真正的原因是她晚年改嫁给了她的生活秘书，一个比她年龄小得多的有妇之夫。

不过，或许真实的原因是，她终于明白了自己跟随共产党所走的是怎样的一条祸国殃民的黑暗之路，她没脸也没有资格去见孙中山吧。

三、高岗

"东北王"高岗两次自杀

高岗，中共建政前后高级领导人之一。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曾与刘志丹一起在陕甘地区建立中共根据地，并担任政委；后协助北上逃跑的毛泽东部在陕北站稳脚跟，因此深受毛的重用，先后担任西北区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满军区司令、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等职务。

中共军队占领东北后，高岗被任命为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兼政委等，他是当时六个大区唯一一个身兼党政军四大要职的领导 人，因此被称为"东北王"。1949年9月，高岗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又兼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高岗成为当时对毛的权威最具挑战 力的人之一。

为了防止地方势力膨胀，毛在1952年8月下令将五大地方局的最高领导人高岗（东北局）、饶漱石（华东局）、邓小平（西南局）、邓子恢（中南局）和 习仲勋（西北局）先后调到北京担任中央机关和国务院的领导职务。此时，高岗对于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势力十分不满，因此决意"拉拢"一些人与之对抗，高岗 企图"拉拢"的人中就有邓小平。

对这段历史，邓小平在1980年谈到"党的若干历史问题"时说："这个事情， 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援，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的， 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 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 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刘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 、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

从邓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是邓向毛告的密，而且让毛开始注意此事。1953年12月24日，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不指名的提出党内存在小组织活动 的警告，次年2月7日在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上，由刘少奇做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报告，不点名批评了高、饶。此时的高、饶已然失去自由，连列席旁听的 资格都没有了。

另据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中披露，打倒政敌的有效策略之一，就是给其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周恩来根据一封斯大林私人特使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信，断言是高岗向苏联透露中共有亲苏派和反苏派，给高岗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

从1954年2月15日至2月25日，周恩来领导并号召揭批高岗的"反党阴谋活动"。高岗于2月17日用手枪自杀未遂。

在座谈会的最后一天即2月25日，周恩来做了总结发言，列举了高岗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的"十大罪行"，给高岗定了性。

周恩来还在发言中无限上纲，并且毫无根据的断言，称"高岗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做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这句诛心之论最终置高岗于死地。

随后，周恩来在有2,400人出席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进一步上纲上线，说"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的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企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个人野心的地步。"

1954年4月29日，高岗向中央交了《我的反省》，8月17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周恩来随后向毛、刘汇报，"经过党的半年管教，高岗毫无悔悟，于8月17日自杀死去。"

高岗死后，葬于北京万安公墓。周恩来批示，高岗可以礼葬，墓碑不可以刻字。文革开始时，高岗的墓碑被砸烂半截。

高岗死后5个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党代会上，由邓小平宣读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这一次是公开点名，首先指出高不但不向党低头认罪， 反而以自杀表示对党的背叛。增添的罪状有"把东北地区当作高岗的独立王国，……这个反党联盟把共产党分成两个：一个是根据地与军队创造的；一个是白区的 党"等。关于饶漱石的罪状，则说"为了巩固党的团结，必须坚决把他们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饶至今仍顽抗到底， 并且继续向党进攻。"

决议公布不久，饶漱石即宣布死亡，他是不是自杀，至今没有明确的说法。两个曾经为毛"作战的战友"终于被毛以反党罪名清洗。不久，他们的追随者也被清洗出党。

只反对刘少奇个人的高岗就这样被定性成了"反党"，这开了中共把党内问题当作敌我问题来处理的先例。

而根据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最后的遗言》披露的资料，似乎是斯大林将高岗出卖给了毛，因为高岗曾经向斯大林透露了许多中共内部消息。为什么斯大林要出卖高岗？赫鲁晓夫认为是斯大林为了取得毛的信任。

由于中共对这一历史档案仍视为机密，我们尚无法得知毛整肃高、饶的真正意图。不过，毛善于整人的高超手段却让人们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一再得以"欣赏"。高岗不是第一个也不是第二个被迫害致死的中共高官。

四、董必武

中共"谍王"董必武儿子入狱

在中共党史上，董必武有着不言而喻的地位，他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在1949年后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两人之一，另一人是毛泽东。他在中共建政后先后出任财经委主任、副总理和最高法法院，1959年至1966年出任国家副主席。

董必武还有一个鲜有人知的身份，那就是中共"谍王"。中共建政前，特务系统的头目和直接领导者是周恩来，董必武是其得力助手，他曾安插熊向晖、沈安 娜、郭汝瑰和韩练成等中共间谍，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的核心机要部门及其负责人身边，建立起无孔不入的情报网络，为中共夺取政权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董必武任最高法法院院长期间，中共开始"大跃进"，各地法院纷纷声称：苦干一至三年，实现"无反革命、无盗窃、无强奸"乃至"无民事纠纷"等。对 此，董必武在1958年4月的一次会议上表示："提口号要实事求是，不着边际不好，……法院是最末一道工序，案件到法院判决后就执行了。法院不能走在公安 的前面，也不能摆在检察的位置上。"这实际上是对"大跃进"中的三机关联合办案制度的否定。

为此，董必武遭到了中央政法小组不点名的批判。

1959年庐山会议上，董必武表示因没有看出彭德怀有"反党"倾向，而拒绝批判彭，同时他给毛写信辞去法院院长之职。毛同意，但让其担任国家副主席。

此后，董必武选择了明哲保身，不再提及政法事宜，并公开让家人多学习毛选。

1966年文革爆发后，董必武在毛的保护下，没有遭到其他人那般厄运，但他的小儿子董良翮却两次入狱。

据董必武的子女回忆，1966年1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正在广州休养的董必武接到中央通知，让他的小儿子到公安部门投案自首，交代问题。董必武什么都没有问，就让董良翮去投案。

当时，董良翮正在北京六中读书。"我是学校红卫兵的头儿，那时忙着在北京站整顿车站秩序，因为串联学生多，铁路都瘫痪了。"自首时，董良翮按家人要求，老实地检讨了自己的"违法行为"。董良翮回忆："我当时的罪名是在学校执行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7年1月4日，董良翮被关进了监狱。过了一年，董良翮出狱，他马上向家人提出了去当兵的想法。同年4月初，广州军区同意接收。然而，他在车站上再次被捕。

董良翚曾在《忆我的爸爸董必武》一书中回忆："弟弟为什么突然被捕呢？事情发生后不久的一天，我推开爸爸办公室的门，看见爸爸在沙发上仰卧著，双手 搁在扶手上。这种不拿书的情况是很少见的。爸爸长长地叹气，说'你弟弟是代我坐牢呀！'"当时天安门还贴出一张大字报，标题就是《董必武你管不管你儿 子》。

尽管董良翮再次入狱，董必武依旧三缄其口，只能写诗来排解心中的痛苦。他在《闻酉儿于北京车站被捕》一诗中写道："闻尔重入狱，吾衰心更惊！卧床苦 无梦，食饭竟忘盛。试飞曾折翼，语频或失声。恢恢天网大，疏释望新生。"董良翮说，那个时期，父亲写了不少诗篇，内容都是关于他的。

1968年底，董良翮被释放出狱。当天，他与父亲对座无语。"为了不让他伤感，我什么也没有说，有言尽在不言中，我们就那样静静地坐着……"董良翮将一肚子的委屈憋了回去，最终噙著泪默默地离开了父亲的办公室。

董良翮出狱后，被下放到河北晋县接受再教育。临行前，董必武流露了父亲的深情，不仅再三嘱咐，还主动提出让其早点结婚。10年后，董良翮回到北京，后下海经商。

1975年，董必武去世，终年90岁。

结语

董必武曾对女儿说过这样的话："我就是一块抹布，党要我做抹布，我就做抹布。"显然，董必武是深知自己在中共中的位置的，不知潜台词中是否有这样的含义：用过、用坏的抹布总有被扔掉的一天，而中共对于董必武、宋庆龄、刘少奇、高岗兔死狗烹的做法，与抹布又有何异呢？

毫无疑问，在中共这样一党专制体制下，即便是身处高位的国家主席，也要时时担心性命之忧，时时担心中共打人的棍子指向自己，更遑论普通百姓了。这是一个连基本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的社会，一个让人充满恐惧的社会，造成这种状况的体制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转载自大纪元

【真相网2017.1.29】在中共党史上，1949年前有这样一批特殊的党员：他们的父亲或亲戚是国民党高官，而他们利用这一特殊背景，为中共暗中效力，收集情报，策反国民党官员等；或抛弃家庭，成为中共统战的棋子，对中共可谓立下了大功。中共建政后，他们选择继续追随中共，选择留在大陆。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他们的这一决定让他们万劫不复。

本系列所列举的遭到中共迫害的国民党高官子女和亲属只是中共残害中国人历史的冰山一角。可以说，中共成立后，尤其是在建政后，没有什么人能逃脱其魔掌。从中共内部到中共党外，从中共高官到普通百姓，从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的马前卒到中共的统战物件……中共如同一台绞肉机，将所有的人置于同一部机器下， 蹂躏、虐杀、残害。这样的中共的存在，是中国人的也是世界的耻辱。

蒋介石"文胆"陈布雷爱女自杀

陈布雷， 民国时期著名文人，才华出众。他长期追随蒋介石，参与国民党上层决策，为蒋草拟了大量文稿，素有国民党"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之称。在国共内战国民党 军队溃败的1948年，理想与现实的背道而驰让陈布雷选择了服药自杀，并留下8封遗书。蒋介石闻讯后，偕夫人宋美龄亲往中国殡仪馆吊唁，并亲写"当代完 人"横匾一副，还命蒋经国去杭州参加公葬。

让人不无错愕的是陈布雷8个儿女中竟有4个儿女是中共党员，尤以其爱女陈琏最具传奇色彩。

1919年出生的陈琏，是陈布雷最钟爱的女儿。因陈夫人生产时身亡，所以人们怜惜地称她为"怜儿"。陈琏6岁前一直由外婆抚育，被宠爱有加，是以性格中有一些任性与倔强。6岁时，她才回到了父亲的身边，后来违背了父亲的意思，自作主张考进了杭州高等学堂。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琏随陈布雷到重庆上中学。期间，她读到了中共在延安出版的一些书刊，思想比较激进，并在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高中班主任的介绍下于1939年加入了中共，之后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地质系学习。

当时昆明"左"派人士甚多，中共地下活动也异常活跃，陈琏也加入其中。1941年，国民党为反击中共不抗日打友军的做法，在皖南一带消灭了叶挺部的 新四军，同时还加强了对中共地下党员的围剿。在中共的安排下，陈琏也秘密撤离了昆明。尽管陈琏渴望前往延安，但中共却是另有打算。在邓颖超的劝说下，在外 躲藏一年后的陈琏回到了陈布雷的身边，并利用父亲的身份做掩护开展地下工作，搜集情报。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陈琏执意要去北平（北京）教书，把家安在 上海的陈布雷在犹豫后同意了。

在北京期间，陈琏与另一名中共地下党员袁永熙结婚，婚礼十分隆重，不仅众多国民党达官贵人、军政要员、社会名流等参加，而且证婚人是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但陈布雷因公务在身，没有参加。

陈琏的特殊身份为夫妇二人在北京开展地下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不过，在二人结婚不到两个月，国民党当局在查获一处中共秘密电台时，发现了"袁永熙"的名片，导致二人被捕。因缺乏明显证据，国民党北平当局将二人以"共党嫌疑"空运押到南京，交国防部由保密局处理。此事自然也惊动了蒋介石，蒋在反复调查 后证实与陈布雷无关。同时，因无法确认二人的中共党员身份，蒋告诉陈可以保释，但请他"严加管教"。

1948年1月底，陈琏被保释出狱后，回到慈溪老家。几个月后，袁永熙也被保释，陈布雷让其住到家中，并请来亲朋好友为他接风洗尘，并嘱咐他要"好自为之"。半年后，回到南京的陈琏夫妇遵照党的吩咐留在了陈布雷的身边，继续搜集有关情报。

陈布雷自杀后，陈琏夫妇前往苏北中共统治区，并在中共建政后回到北平。陈琏先后担任国家少儿部长、华东局文教处长、全国妇联执委等。袁永熙则在1953年担任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1957年"反右"时，袁永熙因被捕的经历以及是陈布雷女婿而被打成了右派，并被开除党籍，职务一降七级，送到一个边远农场去劳改，陈琏则成为"右 派家属"，三个孩子也自然成为了右派子女。不得已，陈琏选择了与丈夫离婚，并独自带着孩子前往上海生活，希望可以躲过这场风暴。

然而，让陈琏没有想到的是，1966年的文革将自己彻底打入了深渊。1967年4月，华东局机关将陈琏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并派出专人去外地调查她的 历史。9月，又一批人员出差为她的问题外出取证。陈琏还蒙在鼓里，对此竟无察觉。社会上一个个叛徒被揪了出来，她还对自己的问题处之泰然。她的姐姐担心地 问她："这回，他们会查你被捕的问题吗？"她说："我的被捕早有结论，出狱时什么手续也没有办。小袁这回可能要遇到麻烦了。我没有事儿！"

陈琏说得不错。在她的档案里，有中央青委组织部1949年6月24日的正式结论，明明白白写着："陈琏被捕后由家庭保释，狱中没有暴露组织，出狱时未办手续，出狱后积极寻找组织，来北平后积极工作——同意恢复她的党籍。"

可造反派们还是找到了陈琏是"叛徒"的铁证，那是一张蒋介石夫妇吊唁陈布雷时与其家人的合影。 有口难辩的陈琏最终选择了自杀。1967年11月19日早晨，身着一身整洁衣服的陈琏，从上海泰兴路华东局宿舍11层楼上一跃而下，死前留下绝命书，表示 "宁为玉碎，不作瓦全"，时年仅48岁！

陈琏自杀后，对她的批斗并没有停止。华东局机关召开声讨大会，列数种种罪状，说她在历史上有变节行为，文革中抗拒运动，畏罪自杀，这是又一桩叛党行为，并当众宣布开除的她的党籍。

而陈琏的从美国回来投奔中共的二哥陈过，文革期间被诬为特务，在杭州跳楼自杀未遂而致残；陈琏的幺弟陈砾1952年加入中共，文革中也被批斗。

多年后，陈琏的儿子如此说道："我父亲兄弟三人参加革命，都曾出生入死，结果一个被错杀，两个后来成了'右派'，加上我妈妈在'文革'中的惨死，简直是无一幸免！那么，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是啊，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周佛海之子被关18年

作为中共"一大"代表的周佛海， 在认清了中共后，于1924年脱离共产党，加入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并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撰写了大量反共文章。他也因此被中共视为"不可饶恕"的 "叛徒"。1938年，他加入汪精卫的日伪政府，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南京高院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1948年因心脏病猝死。

据大陆媒体报导，周佛海的儿子周之友原名周幼海，他因从小被同学们骂为"小汉奸"，并且有同学将这三个字用刀刻在他的书桌上，而深感耻辱。之后，在读了美国记者斯诺写的美化中共的《西行漫记》等书刊后，开始对中共抱有好感。

1946年8月，周幼海正式加入中共，为中共"特别党员"，改名周之友。随后，被中共特务头子之一扬帆派回上海，在田云樵领导下的中共中央上海局肃反工作委员会从事策反工作，成为扬帆麾下的一员干将。不过，他的公开身份是在中央商场二楼交易所做投机生意的商人。

因为其特殊的身份，他得以结识大批国民党上层人物，周之友多次暗中策反，不时把重要情报报告给田云樵，他曾参与策反上海警察局的重要头目和浙东税警大队长。

中共建政后，周之友1955年因潘（汉年）扬（帆）冤案牵连被捕，被关押于北京秦城监狱10年。出狱后，以"反革命罪"又被判处管制3年。1967 年受刘少奇冤案株连，再度被投入秦城监狱，一关就是8年。1983年周之友获"平反"，出狱两年后离世。其人生中最美好的18年都在中共的监狱中度过。

被中共欺骗的陈琏、周之友的下场或许可以让更多的中国人从中得到启悟。

当年，中共军队可以兵不血刃占领北平（后改称"北京"）的直接原因是时任国民政府华北地区最高指挥官的傅作义，接受中共条件，率25万守军投降，而迫使傅作义做出如此选择的是他的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长女傅冬菊。

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中共的生存发生危机，急需了解蒋介石的全面部署，中共遂命令傅冬菊回北平窃取傅作义寝室保险柜里保存的所有最重要机密。通 过同父异母的5岁小弟弟，傅冬菊顺利拿到了保险柜的钥匙，打开了保险柜，将最重要的军事材料拍摄下来。随后，又让小弟弟把钥匙放回父亲的上衣口袋，并保证 永远保守这个秘密。

中共很快得到了这个胶卷，称之为"这是解放战争初期最重要的军事情报"。傅冬菊出卖了父亲，也出卖了国民政府。

随着战事的发展，在潜伏在蒋介石周边中共间谍的配合下，东北的国民党军队连吃败仗，节节败退，华北陷入危机。

彼时的傅作义对共产党并无幻想，他曾公开说共产党会带来残酷、恐怖与暴政。后来，中共军队逼近北平时，是否把华北和60万军队交给中共，这个责任感和现实状况使傅作义心情非常矛盾，他痛苦到"经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头撞墙，咬火柴头想自杀"。

由于傅冬菊屡屡将傅作义的大量军事情报秘传给中共，让傅作义的许多军事行动屡屡失败。她在劝阻父亲傅作义不要率部南下、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的同时， 还把父亲兵力部署、战略意图等情报及时汇报给中共，以致使中共根据取得的情报掌握战机，下令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将傅作义及其所率部队困在华北。

根据傅冬菊提供的情报，中共做出了和平解决北平的决定。而为了北平千万百姓免遭涂炭及北平这座五朝古都大量稀世文物得以保存，傅作义接受了中共提出的秘密和谈，傅作义与毛及中共中央的联系均通过傅冬菊，彼时傅作义并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早已背叛了自己。

秘密和谈结束后，毛泽东以胜利者的姿态，起草了一个《平津前线司令部首长致傅作义的公函（最后通牒）》。这封公函措词极为强横、严厉。信中 说："……贵部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贵将军及贵党统治之下，取消人民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 人民团体……在北平城内逮捕无辜人民……贵将军自身为战争罪犯……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在傅冬菊接到邓宝珊与中共代表苏静转 来的这封信时，深怕"士可杀，不可辱"的父亲临时改变主意。于是，故意将这封公函放在了傅作义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室的文件堆下面，让傅作义看不见。

直到1949年2月，中共军队入城并公开发表此通牒，傅冬菊才不得不把此信原件从档堆下面拿出来交给父亲。傅作义看过，当即痛骂女儿不忠、不义、两姓家奴。

让作为中共拿下北平功臣的傅冬菊没想到的是，自己在以后的岁月中境况凄惨。

1949年后，傅冬菊长期在人民日报社当记者。文革期间，她还是被作为"反党"的"阶级异己分子"给揪了出来，遭到残酷批斗。在她去探望父亲时，自身难保的傅作义对她说："从今往后，你不要再来了。"

内心不解、痛苦的傅冬菊在给毛写了两封信后，最终获得了自由。

晚年的傅冬菊生活窘迫，微薄的退休金几乎让她看不起病，住不起院。前些年房改，需要个人将公房买下来，而这象征性的不多的钱，她都拿不出，以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多次向她催逼房款。实际上傅作义上交了多处私人房产，退回一处给他女儿住，完全合情合理，但没人理这事。

2007年，傅冬菊离世。他的父亲傅作义则是在1974年4月病逝。或许，离世前，她才明白为何父亲当年骂自己"不忠、不义、两姓家奴"吧。

国民党元老居正女儿女婿双亡

居正，国民党元老之一，曾任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瀛棣，居正的女儿。1935年夏，居瀛棣考入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其间，她结识了一个叫周曼如（后改名周南）的同学，她是中共周边组织成员，并深受其影响。

1936年夏，居瀛棣在一些教会大学在浙江普陀山举行联合夏令营的活动中认识了祁式潜，当时的祁式潜是金陵大学的学运领袖，早已受到中共极深影响。后来，居瀛棣回忆说："这偶然的相识，不料是根本改变我今后思想生活的渊源。"

最终，祁式潜并不知道居瀛棣是居正的女儿，只是觉得这个女学生穿着很朴素，也很有个性。后来，在祁式潜知道了她的身份后，就把她作为"发展周边团体"的物件，慢慢的两人之间又产生了爱情。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已秘密加入中共的祁式潜回到扬州，组建了隶属于中共南京市委的中共扬州支部。居瀛棣也决心追随祁式潜的步伐。1939年2月，居瀛棣加入中共。同月，两人完婚。

从1938年9月到1943年7月，居瀛棣（化名朱慎）和祁式潜（化名赵政）在中共鄂东、鄂豫皖、皖东、淮南抗日根据地工作。由于祁式潜夫妇特殊的 家庭背景，他们成了根据地（尤其是淮南根据地）的知名人物，多次受到刘少奇、陈毅的接见。陈毅曾说："共产主义是真理，不但我这个喝过洋墨水的人投身它的 门下，连居正的女儿也相信共产党。"

1943年4月，日军进攻淮南根据地，区党委部署妇女和儿童疏散。居瀛棣遂携两子经区党委批准潜入上海，同时淮南区党委开始了整风运动，随即又展开 了"审干"运动。8月，由于受到"抢救失足者"运动的负面影响，作为淮南区党委高级干部的祁式潜被迫出走，由此引发了淮南东南地区一大批干部受到怀疑，有 人甚至断言南京学联是一个打着红旗的特务组织。祁式潜赴上海与妻子团聚，其间（1943年8月至1945年8月）未能与中共组织联系上，事实上形成了"脱 党"。

1944年1月，祁式潜夫妇赴重庆，居正这才第一次看到了祁式潜，虽然居正对女儿女婿的共产党身份早就有所耳闻，但因深爱女儿，一向持反共、剿共态 度的居正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设法将女婿安排到财政部属下的花纱布管制局任视察一职。1945年8月，从事秘密工作的祁式潜被捕入狱，居正出面将他 营救出来。

中共建政后，祁式潜被任命为上海联络局专员兼秘书处处长，居瀛棣被推举为上海市静安区的人民代表。文革爆发后，祁式潜被打成了"小三家村"成员和"叛徒"，1966年8月4日服下"敌敌畏"身亡。造反派马上召开批判大会，宣布其为"畏罪自杀"，开除党籍。

居瀛棣为夫申冤近3年后，也被打成了"反革命翻案集团"头目，1969年离世。他们的儿子嵩年也被关在监狱中。

傅冬菊和居瀛棣至死可明白，在她们背叛自己父亲的那一刻，她们的命运就已经注定。

张学良之弟临终明白自己恶魔缠身

在中共唆使下发动西安军事政变的张学良，在很多人看来是"千古罪人"。因为正是他这幼稚之举，使蒋介石剿共功亏一篑，并使中共借抗战时期发展壮大， 最终窃取了政权，而政变后为中共抛弃的张学良也看清了中共的面目，并对自己的所为深表后悔，并在晚年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同样受中共欺骗的张学良的 胞弟张学思却是在临死之前才幡然醒悟。

张学思是张学良的四弟。少年时即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1933年即秘密加入中共，并受中共派遣到廊坊东北军六十七军特务大队做兵运工作。同年9月， 在张学良的介绍下，进入南京中央军校第十期预备班学习。1937年初毕业后到东北军第五十三军任见习排长、上尉参谋。1938年10到延安，其后参与了中 共在日军后方有限的游击战争。

中共建政后，张学思先后任东北大学校长、安东海军学校副校长、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兼副政委、海军副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张学思还几次受到了毛和周恩来的接见，仕途是一帆风顺。

然而，文革爆 发后，张学思被批执行刚刚被打倒的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要其交代所谓房产不清的问题，并罢免了其海军司令部党委书记的职务。1967年7月， 张学思被关进北郊卫戍区某团的一个营区里一个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里。房子很阴暗，水泥地面十分潮湿，屋子不通风，很闷。

在关押期间，张学思除了写信给海军党委质询原因外，还给周恩来写道："我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在党内遵循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了三十年，在工作中虽 然曾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以党性和生命向党保证，我绝不是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我已向海军党委写了三封信，至今无回示也无人与我说话， 因此给您写了这封信。"但他依旧没有得到任何的回音。

1968年，张学思住进了医院。最终诊断结果是：（一）全身血行播散性结核；（二）肺原性心脏病；（三）重度营养不良。虽然病重如此，但他还是被送回了密不透风的小屋子里，没有新鲜的空气流通。张学思请求将窗上的牛皮纸撕下，但被拒绝；希望吃水煮土豆，也被拒绝。

1970年，张学思病情恶化，虽然周恩来下令全力抢救，但由于其长期被折磨，病情加重，于当年6月29日含恨离开了人世。临死前，长期处于昏迷状态 的张学思已然说不出话来。不过，当他见到在延安最好的多年挚友郑新潮时，眼神一亮，似乎清醒了许多。他把床头的闹钟推到地上，女监护员闻声拿来纸笔，他遂 仰卧在病床上，愤然写下了"恶魔缠身"四个大字，郑新潮反复追问：是病魔缠身吧？他摆摆手，又将四个字重写了第二遍。大概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自己所遭 遇的一切，都是因为上了中共这个恶魔的当所致。

于右任女婿文革厄运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任国民政府审计院长、监察院长。他的女儿于芝秀嫁给了深得其欣赏的屈武，而屈武早在1923年就加入中共。

中共建政后，于右任前往台湾，其夫人高仲琳、女儿于芝秀则留在西安，女婿屈武则先后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等，并出访十多个国家，还在1952年加入民革。仕途还算一帆风顺。

不料文革爆发后，屈武即成为批斗对 象，主要罪名有三：一是"里通外国"，在苏联十二年，一贯亲苏，自然是"苏修特务"；二是"反革命两面派"，虽身在革命阵营，实际对国民党感情深厚，为于 右任夫人祝寿是为呼应蒋介石"反攻大陆"；三是"包庇叛徒"，在新疆帮张治中营救的131名中共人员均为"叛徒"，将他们送回延安是蒋介石的"阴谋"。

因屈武对上述罪名坚决否认，由此被认定为"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遭到严重迫害。1968年8月，屈武被以"反革命罪"投入秦城监狱。在关押期间，屈武的妻子于芝秀、岳母高仲琳遭受冲击，先后离世。

文革结束后，屈武被中共平反，1992年去世。

胡适之子上吊自杀

胡适， 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曾在北京大学任教，1938年至1942年抗战期间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1957年后出任台湾中华民国最高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 院长之职。其在学术和政治上的影响都不可小觑。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毛和中共为了铲除知识份子中的自由民主思想，将胡适列为重点批判对象，与之相关的不少人 被关、被打成"右派"，甚至被害。这其中就有胡适的次子胡思杜。

胡适有三个孩子，长子胡祖望、长女胡素斐和胡思杜。 在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期间，胡祖望于1939年、胡思杜于1941年先后赴美读书，胡思杜选择修读历史。1948年，当他与父亲的朋友一同回到北平时，许多 人看在胡适的面上，纷纷邀请其到大学任教，但胡适以"思杜学业不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邓广铭语）为由拒绝了所有邀请，只同意他到北大图书馆工作。

1948年12月，蒋介石派飞机到北平接胡适等文化名流。来使告诉胡适，这是南下的最后一次机会。对中共没有什么了解，但自认为没有做过对其有害的事情、不会被其怎样的胡思杜决意留下。胡适的妻子江冬秀虽然难过，但也无可奈何，只好给儿子留下了一些细软和金银首饰后离去。

1949年9月，胡思杜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分在二班七组。次年9月11日，胡思杜致信给在美国的母亲，告诉了毕业后去唐山交通大学教书之事，信中还盼父亲胡适少见客，多注重身体。

1951年，中共为了加强对知识份子在思想上的控制，开展了针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运动中，胡思杜违心的批判自己的父亲，还亲自编写和登台 演出反美话剧。此外，他还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胡思杜的"叛逆"之举在海内外引起了极 大的震动和消极影响，而胡适却不愿多谈此事。

在"学习改造"结束后，胡思杜还将母亲留下的细软上交给中共，"向党组织表示他的忠心"，并表示要加入中共。可以说，在唐山工作期间，胡思杜一直认真努力地工作，希望以此为父亲"赎罪"。

胡适在1950年10月7日的日记中曾记述来自一位朋友的消息：思杜有一个女朋友，现在贵州，明春可能回来，希望他明年能结婚。然而，大概迫于压力，这个女朋友最终与其分手，此后再无人愿意与思杜谈恋爱。

1957年，为了彻底消除知识份子的不满之音，毛泽东采用"引蛇出洞"的策略，让知识份子自由发表看法，给中共提意见。一些知识份子上当，这其中就 包括想入党的胡思杜。他主动给他所在院、部的领导提了不少建议。随着中共反击右派的开始，胡思杜被打成"右派"，说其是向党进攻，并将其父亲胡适一齐批 判。

不堪受辱的胡思杜于当年9月21日上吊自杀。在其亲戚胡思孟接到学校打来的电报赶到唐山后，"看到满院子的大字报，都是批判他(指思杜)的，也有批 判胡适的"。学校告诉他，胡思杜是"畏罪上吊自杀"，并给他看了一下思杜的"遗书"。此时胡思杜已经被装到棺材里，胡思孟等人便在郊外挖了个坑，把他埋 下，立个小木牌，"现在恐怕也不知在什么地方了"。

料理完后事之后，胡思孟便把胡思杜的书和衣物装了一架子车托运回北京。文革期间，担心红卫兵抄家，胡思孟就将胡思杜的书大部分都烧了。至于那份"遗书"的抄件，也在"文革"期间被胡思孟撕掉了，只保存下纸的一角。

1962年，胡适在台北病逝，至死都不知次子离世的消息。

此外，胡适的亲侄子语文教师胡继光，先是被划为"右派"，后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打死。

结语

本系列所列举的遭到中共迫害的国民党高官子女和亲属只是中共残害中国人历史的冰山一角。可以说，中共成立后，尤其是在建政后，没有什么人能逃脱其魔 掌。从中共内部到中共党外，从中共高官到普通百姓，从为中共立下汗马功劳的马前卒到中共的统战物件……中共如同一台绞肉机，将所有的人置于同一部机器下， 蹂躏、虐杀、残害。这样的中共的存在，是中国人的也是世界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