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网2015.8.18】九月三日中共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大阅兵。中共建政以来，这是第一次在非国庆日只是为纪念抗战胜利举行大阅兵。抗战胜利从十周年到六十周年，从未见中共阅兵。有人说这是习近平试图通过大阅兵，吓唬日本，逼迫安倍承认中国大陆的亚洲霸权；有人说这是习近平试图通过大阅兵，宣示自己完全掌控了中共的枪杆子；在我看来，习近平通过这次大阅兵，试图再一次欺骗中国人和欺骗全世界，要人们、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年青一代，相信七十年前的抗战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睁着眼睛撒弥天大谎，贪天下之功为己功，脸不红心不跳，古今中外无人能与今日的中共相比，这是一次无耻大阅兵。而过去的历届中共头领之所以不曾起过纪念抗战大阅兵的念头，是因为他们不至于像习近平这样无耻。习近平要把中国拉回毛泽东时代，但在谁领导抗日战争的问题上，他就远没有毛泽东诚实：毛泽东从未说过是中共领导了抗日战争，他反而一再感谢日本侵略中国，让中共有机会壮大，打败了国民党，夺得全国政权。当然他也是脸不红心不跳。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起，中国民间学人发起了反思中国近代史的运动，颂扬国民党领导中国军民赢取抗战胜利的历史功绩，揭露中共从消抗战到破坏抗战的卑劣行径。在这一反思运动下，学界、文化界有数以百计的理论著述、文艺作品出版，这令中共高层寝食难安，以致胡锦涛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时，厚着脸皮发表讲话辩称：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胡锦涛的讲话，如果发表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之前，也许人们无感，但在全民反思中国近代史已经二十年之久的二零零五年，就被人嗤之以鼻。自胡锦涛讲话后的八九年间，中国知识界，人人羞于启齿说"中流砥柱"，谁说谁就失去了诚实的人格和学术声誉。

正因为如此，去年以来，中共当局对纪念抗战胜利表现出高度的重视。在抗战胜利六十九周年之际，习近平强行让国人接受"中流砥柱"说，他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举行的纪念抗战胜利六十九周年座谈会上，以强盗的逻辑，对"中流砥柱"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习近平自然无需讲究诚实的人格更没有学术声誉的顾虑，时隔九年他重拾"中流砥柱"的谎言，显然是为今年九月三日的大阅兵做舆论的铺垫。这种铺垫持续到今日：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报导：习近平为纪念抗争胜利七十周年，专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令全党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等重大问题。"

此时，人们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九月三日，习近平率领一众中共头领，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耀武扬威走过天安门广场的解放军队伍，昭示这支在国共内战中打败抗日的国军、在八九六四那天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北京市民的军队，曾是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中流砥柱"。这那里是什么大阅兵，明明是检阅一帮匪徒的无耻，明明是在肆无忌惮的侮辱人的良知、嘲弄历史的记忆。我不知道那一天，在抗战中打过兵团以上重大战役二十二次，五千人以上战斗四万多次，阵亡将士一百三十一万人，严重伤残二百三十多万人，少将以上将领牺牲两百零六人的国军作何感想。

习近平的中国共产党有如盗墓贼，通过大阅兵，掘开了国军抗战英灵的陵墓，掠走了陪伴英灵们长眠的抗战伟绩。他们以为国军的抗战英灵们什么也不能说，以为台北的国民党和民国政府不会为英灵们说些什么，以为中国的百姓什么也不知道、什么都不敢讲。

一个人、一个党，厚颜无耻总有原因。制造了八九六四血腥屠杀，中共已感觉到面临执政合法性的危机；持续深入的民间历史反思运动，加重了中共的危机感。历史反思的焦点首先在于还原抗战历史，一旦人们将在国家遭受日本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国民党带领全国人民浴血抗战之时，中共却躲在抗战的后方积蓄力量、壮大自己，不但不抗战，反而攻击抗战的国军的丑陋和罪恶，揭示在众目睽睽之下下，凡民族气节犹存、良知未泯的国人，不管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下生活，都不能不表示对中共的愤怒和厌恶，从而做出谴责和唾弃中共的选择。许多国人，尽管在被共产党洗脑中长大，但守住了中国人的良知底线，他们之所以弃共产党而去，就因为两件事：一是六四屠杀，二是中共不抗日。六四屠杀，使人们看到解放军如何从自称的人民军队变成残杀人民的军队；而中共的假抗战、不抗战，积蓄力量，壮大自己，抗战胜利后攻击抗战的国军，颠覆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建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更使人们对共产党曾有的信念崩溃。当有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到历史的真相，选择唾弃共产党，去为国家争取没有共产党的未来，无疑便是中共灭亡之日。所以，揭示真实的抗战历史，点中了中共的死穴。中共比谁都清楚，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他们最需要的是把抗战的历史真相掩盖起来。九月三日的无耻大阅兵，便是他们被内心的极度恐慌所驱使，不惜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掩盖真相、欺骗国人的举动。

随着九月三日一天天临近，中国大陆正出现大阅兵热。在习近平要求全党深入研究中共的"中流砥柱"指令下，中共官方媒体和御用文人也正在开展一场撒谎大赛。我们所知道的真实历史是：在抗战中，八路军只有一位名叫左权的将军不明不白死亡，但近来大陆出版讲述抗战历史的著作，竟然考证出共军阵亡的将军多达四百多人；又比如近来大陆所播出的抗战电视剧，凡有国军奋战的关键情节都必有共产党员在其中主导大局。我们对中共撒谎早已不觉得稀奇，但撒谎撒到这种地步，仍不能不叹为观止。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撒谎比赛也像是一场大阅兵，检阅中共媒体和御用文人的无耻，如同九月三日大阅兵一样的超级无耻。

来源：《动向》杂志二零一五年八月号

【真相网2015.8.18】今年7月1日，是中共成立94周年纪念，94就是就死。上证综合指数继续大跌5.23%，以4053.70点收市，马上要开展4千点保卫战了，因为《人民日报》4月21日发出"4000点才是A股牛市的开端"，因此4000点岂可失守？但能否守住大家拭目以待。

这场中国股市大戏，从去年6月20日上证指数的2026.67开始起步，到去年年底上涨了55%。在官方有意识的大合唱下，今年上半年更是再接再厉，5月22日A股成交量再创新高，指数也是7年来新高，让炒风更加炽热，6月12日到达5178.19最高点，最低到最高涨幅是68%。但也开始进入暴起暴落的阶段。

中国经济下行已经成为"新常态"，这是中宣部为安抚人心而在去年创造出来的新名词；为了引诱股民入市，官方媒体也把股市的牛市冲天叫做"新常态"。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这两个完全相反的"新常态"居然可以同时并存，并且为上亿的中国股民所接受。是他们愚蠢到没有常识，还是投机心理作怪？

在官方的推波助澜下，不但许多原先不沾手股票的民众也开了股票户口，许多大妈入市，连在校读书的学生也卷入。例如去年12月中旬一周新增A股户达89万，更有中学生"结社"炒股。于是不但出现因为一心炒股而冷落娇妻的"股票寡妇"，厦门某大学的大二学生却因为长时间用手机或计算机盯盘导致视网膜脱落要施手术。接下来有人自杀也不奇怪了。

股市大牛市却有股民自杀，有点匪夷所思，但是如果了解到中国股民的融资可以做到4倍，那么一天上落7-8%的幅度，被断头而倾家荡产也就不奇怪了，香港最好的蓝筹股，融资最多也不会超过7成。

香港、台湾蓝筹股的本益比大致在15倍以下，但是A股可达几十倍，创业板允许本益比更高，但如中国股市可达1千倍的，难道是正常的吗？当局把股市炒得这样高到底是什么目的？

股市炒高的最大得益者是国有企业。美国《华尔街日报》和专业财经通讯社彭博社都指出，中国的此轮股市行情背后有官方的政策支持，北京藉股市泡沫救下滑的经济，不但阻止资金外流，还让股民掏钱为地方政府、上市企业特别是国企纾困还债，因为经济下行增加了他们的困境。

《投资者报》统计显示，5月以来，中国863家企业共减持136亿股、套现2113亿元；有1403名企业高层主管和其亲友减少持股，合计减持24亿股、套现569亿元。他们集中在银行、机械设备、有色金属、钢铁、房地产等传统产业。

财经媒体《市场观察》6月中旬警告，中国股市正重演2007年狂飙后暴挫情景，到6月10日为止的一周，全球投资人从新兴市场股市套现93亿美元，创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最高，亚洲股市资金就流出79亿美元，其中又以中国股市流出68亿美元最高。

股市本是大赌场，由中国官方控制的"社会主义赌场"更是如此。难道炒起股市是爱民的表现？官方声嘶力竭的护盘是看护股民的荷包？当然不是。在股市暴起暴跌后，股民应该退场观望，然而党的喉舌还大声叫好鼓励民众进场，不但宣传股民如何赚钱，政府还不断减息兼降存款准备金率，还扬言准许30％养老金投资股票，市场估计将有数千亿元人民币资金可以进场，至于真假，只有天知道。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中国海归"的李小加6月底更夸下海口说A股市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市场，最透明的市场，最扁平的市场，最民主的市场。"这样处心积虑要小老百姓进场，那是要榨取民众的最后一滴血汗。

4000点也许还可以暂时守住，要多几个反复才能彻底榨干民众的血汗。因为政策掌握在官员手里，近水楼台先得月。如果忘记这点，将会后悔莫及。当然，一旦股市崩垮，加上党内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也许就是中共最后的探戈。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真相网201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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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德国地方法院以谋杀共犯的罪名，判处前纳粹党卫军成员、曾于二战期间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担任记账员的Oscar Goening四年监禁。虽然作为记账员，奥斯卡并未直接杀人，但是按照德国刑法，谋杀共犯的罪名并不冤枉。

1947年，波兰开始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40 个被告39人获刑，良心医生拒绝上级命令，被无罪释放。以此为代表，德国人开始反思纳粹罪行。

在纳粹德国战败后，同盟国组织了纽伦堡审判。因为该审判 所针对的主要是纳粹德国的军政首脑，对中下级军官完全没有涉及，加之1947年前德国去纳粹化流于形式，所以德国人普遍认为，纳粹罪行只是国家与军队领导 人的责任。而这架杀人机器上为数众多的〝零件〞，只是在单纯地执行命令，无需为罪行负责。

真正促使德国人对纳粹反思的，是对集中营惨 状的揭露与对相关人员审判，这又以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相关人员的审判为代表。因为奥斯维辛为波兰领土，故1947年时，波兰在克拉科夫展开了对奥斯维辛集中 营管理人员的审判。审判共涉及40个被告，从集中营负责人到守卫乃至司机均有涉及。这40位被告有39名被判有罪，其中21人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审判中唯一被判无罪的是曾在集中营中担任医生一职的Hans Münch，因为他拒绝执行上级指派给他的犯人〝甄别〞的任务（在犯人下火车后决定哪些人应该被送入毒气室处死，符合处死标准的大都是不能从事体力劳动的 人，以及不愿意与孩子分开的母亲），所以最终法庭确认他与发生在集中营中的屠杀无关。

网络图片  审判中40个被告中唯一被判无罪的是曾在纳粹集中营中担任医生一职的Hans Münch，因为他拒绝执行上级指派给他的任务。

据 集中营幸存者Louis Micheels在审判中所说，集中营关闭前，Hans Münch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给了他一把左轮手枪来帮助其逃跑。在美国作家Robert Jay Lifton的《纳粹医生》一书中，称Hans Münch认为〝希波克拉底誓言远重于党卫军的命令〞。（希波克拉底誓言亦称医师誓词，其中列出了一些特定的伦理上的规范。希波克拉底乃古希腊医 者。）

在波兰之后，德国也开始审判奥斯维辛相关人员。主审法官Fritz Bauer一直在战后致力于清算纳粹，曾联合以色列抓获纳粹刽子手，仿效波兰审判奥斯维辛人员。

网络图片  Adolf Eichmann（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负责人）藏身阿根廷，被以色列抓到，被判处死刑。

在 波兰之后，德国也于1963年开始审判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管理人员，审判地点选在了联邦德国境内的法兰克福，主审法官为Fritz Bauer。二战后，他作为集中营幸存者一直试图清算纳粹，并将纳粹分子绳之以法。在1957年，了解到Adolf Eichmann（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负责人）藏身阿根廷的他，因为不信任德国具有审判纳粹的能力，将这一情报交给了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正是通过 Fritz Bauer的情报，摩萨德成功将Eichmann抓获，并判处其死刑。

Fritz Bauer于1963主持了法兰克福审判，审判对象同样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相关人员。但波兰审判所根据的是国际法，特别是关于反人类罪的相关规定，以及《国 际军事法庭章程》（Char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at Nuremberg）；而法兰克福审判因为是在德国境内进行，所根据的则是联邦德国的法律。

法兰克福审判针对集中营中下层军官，审判原则很简单：服从上级命令即谋杀共犯。

法 兰克福审判针对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22个中下层军官，多为党卫军与盖世太保成员，其在集中营中的工作为看管犯人，进行甄别与讯问等。审讯全程有359名 证人被传唤到庭，其中包括210位集中营幸存者。

在审判中，所有被告人都辩称自己〝只是服从上级的命令〞，而且因为自己仅从事看管或者甄别犯人的工 作，并没有亲手杀人，故而不能构成犯罪。法庭并没有网开一面。

网络图片  纳粹记账员奥斯卡(Oscar Goening)并未直接杀人，但是按照德国刑法，谋杀共犯的罪名并不冤枉，因此判刑四年。

根据德国刑法第211条关于谋杀罪名的规定，法庭宣布，如果被告人是出于上级命令而杀人，或者虽然没有杀人，但是因为服从上级的命令，参与了集中营日常的管理运作的，即须承担谋杀共犯的罪名。

这样〝服从上级命令也是犯罪〞的原则，此后被用以指导类似审判。

以 1967-1968年汉诺威地方法院对纳粹德国时期瓦斯车队（瓦斯汽车即Gaswagen，发明于苏联，后被纳粹德国采用，犹太人被关进卡车后方的密闭空 间，排气管被接进此空间中，使卡车在行进时能够自然而然地毒死后方的犹太人）领队的审判为例。法院判决中写到：〝被告人以领队身份维护瓦斯汽车安全，虽然 并没有独立策划对他人的谋杀行为，但仍然构成谋杀共犯。〞

德国刑法规定，管理人员如果出于自己的想法杀害犯人，即是谋杀。法兰克福审判22名被告均有 罪。

法兰克福审判中，被告除了服从上级命令的犯罪外，一旦被证明在集中营中有〝出于自己的本意而杀人者〞，则会一律被判谋杀。假设一 名守卫并非因为命令，而是基于自己的想法将犯人打死，就可以认定其犯下谋杀罪行。比如Wilhelm Boger，在集中营发明了人称〝伯格秋千〞的酷刑道具，主动承担拷问任务并导致被拷问者被折磨致死，法庭即判处其谋杀罪名成立。

依 照德国刑法关于谋杀罪名的上述界定，法兰克福审判的22名被告中有11人被判处谋杀罪成立，其中有6人被判处终身监禁（联邦德国最高刑罚），另外11人被 判为谋杀共犯，入狱时间不等。

法兰克福审判引发德国社会对纳粹反思，西德总理因自身纳粹背景被扇耳光，自此〝服从即有罪〞原则被普遍接受。

法兰克福审判虽然涉及人数不多，但是影响巨大。媒体在1963年审判前后20个月的连续报道，使得德国大众尤其是战后出生的年轻人开始意识到纳粹在海外犯下的罪行，尤其是集中营中的罪行，并因此要求政府开展大规模清算。

例 如在1968年，著名的战后反纳粹人士Beate Klasfeld在基民盟大会上公开扇了西德总理Kurt Georg Kiesinger一个耳光，并要求其下台，原因是后者曾经在1933年加入纳粹党，而Klasfeld认为让一个曾经的纳粹党人当国家总理是〝不可原 谅〞的。

此外，这次审判也为德国处理类似案件奠定了法律基础。〝服从命令〞与〝未亲手杀人〞不再是洗脱罪责的借口，〝服从即有罪〞原则得到普遍接受。 日后德国针对此类杀人机器上的〝螺丝钉〞类被告的审判，均是基于这样的原则，而且〝谋杀〞或〝谋杀共犯〞也成为了此类被告无一例外的罪名。

1979 年德国联邦法院规定，因种族原因杀人无追溯时效限制，自此德国对于纳粹罪行无视时间一追到底。

依照联邦德国法律，刑事案件的追溯时效不应超过20年， 因为纳粹德国于1945年战败，1945年到1949年战胜国直接行使司法权又使得追溯时效中断，所以纳粹德国屠杀事件追溯时效本应于20年后的1969 年底届满。而因为法兰克福审判，舆论开始就此对联邦议院施压。1979年，联邦议院对法律做出修改，规定〝特别手段杀人〞无追溯时效，其中包括连环杀人、 满足特殊性癖好以及基于种族原因杀人。由此，德国开始了对纳粹罪犯的无限期追责。

91岁集中营守卫2011年获刑，成为高龄纳粹战犯审判里程碑，判决书称：有28000人死在索比布尔集中营，没有哪个守卫能置身谋杀之外。

2009 年，前集中营看守John Demjanjuk受审成为了纳粹罪行无限期追责的里程碑式事件。当年，91岁的Demjanjuk被引渡至德国受审。法庭上Demjanjuk像以往的 纳粹集中营工作者一样坚称自己〝从未亲手杀人〞，而且〝连杀鸡都要交给妻子来做〞，但法庭并不为所动。2011年，Demjanjuk作为谋杀共犯被判处 5年有期徒刑，判决中写到：〝有28000人死在索比布尔集中营，没有哪个守卫能置身谋杀之外。〞


网络图片   Heinrich Boere被判处终身监禁。

这 一案件的审理为更多纳粹大屠杀罪犯的审判提供了先例。2013年，德国负责调查纳粹罪行的〝中央办公室〞（Zentrale Stelle der Landesjustizverwaltungen zur Aufklärung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Verbrechen）向检察机关提交了30名前奥斯维辛集中营人员资料，建议对其提起诉讼。

自Demjanjuk起，大部份集中营人员因为并未参与 杀人，罪行较轻，且年事已高，因此获刑时间较短。如Demjanjuk，虽然法院判处其5年徒刑，但鉴于其年龄，故特准其不须入狱服刑。唯一的例外是 2011年获罪的Heinrich Boere，因其直接参与对反抗军的屠杀，虽然受审判时已经90岁，他仍被判处终身监禁。

来源：者行孙